走出邮局，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她下意识地眯了眯眼。口袋里，是王海平写给她的一张字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银行账号和他的名字。字迹笨拙，却重如千钧。
她没有立刻回厂里。鬼使神差地，她走向了那条熟悉的小巷。路过巷口时，对面“红玫瑰婚介所”那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白天显得格外俗艳和虚假，像一张咧开的、嘲讽的血盆大口。她只看了一眼，便迅速收回目光，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回到出租屋，那令人窒息的闷热和灰尘气息依旧。她反手关上门，目光落在墙角那个印着“靓影摄影”的廉价塑料袋上。那里面，塞着那条鲜红的、化纤质地的连衣裙，像一个被遗忘的、关于屈辱和愚蠢的证物。
王媚走过去，蹲下身，手指迟疑地伸进塑料袋里，触碰到那光滑又廉价的布料。她慢慢地将它抽了出来。红裙皱巴巴的，失去了昨晚在“蓝调咖啡”里那种刺目的光泽，在昏暗的光线下，更像一块被揉搓过的、沾了污迹的抹布。她拎着这条裙子，走到墙边那面小圆镜前。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没有化妆，脸色依旧苍白，眼下带着浓重的青影，头发随意地绑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黏在额角。她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牛仔裤。这是她，真实的王媚，一个在流水线上挣扎、刚刚为父亲救命钱而欠下巨额债务的女工。
她看着镜子，又看看手中那条俗艳的红裙子。昨晚在“蓝调咖啡”的狼狈，在垃圾堆旁的哭泣，王海平递过那三万块钱时朴实的眼神，母亲电话里绝望的哭声……所有的画面纷至沓来。
她慢慢地将那条红裙子举起来，对着镜子，虚虚地比在自己身上。
镜子里，那抹刺目的红，与她苍白憔悴的脸、与她身上朴素的旧衣、与这间简陋破败的出租屋，形成了无比尖锐、无比荒诞的对比。那红色不再代表虚假的希望，不再代表屈辱的“嫁出去”的企图，它更像一块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疤，一个关于她所有挣扎和绝望的、血淋淋的隐喻。
王媚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凝固的雕像。镜中那双疲惫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茫然和一种被彻底掏空后的麻木。那条红裙子，像一个沉重的、无形的枷锁，沉甸甸地压在她的手臂上，也压在她早已不堪重负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