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小利而纵容其大害，犹如饮鸩止渴，抱薪救火！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速止此等祸乱根本之举！重申农战为国本，严令栎阳即刻纠偏，匠役薪酬不得逾越农人所得，所行私规一概废止，歪理邪说之学堂立即取缔！如此，方能正本清源，使我大秦江山永固，礼法长存！”
一番话，引经据典，条理分明，将秦战和栎阳模式钉在了“动摇国本”的耻辱柱上。尤其最后将秦战与“墨家余孽”联系起来，更是极为狠辣的一击。墨家在秦国的名声可不算好。殿中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嗡嗡议论声，不少保守派文官颔首表示赞同，就连一些武将，脸上也露出了疑虑之色。
嬴疾高坐御座，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睛，微微眯起了一线，目光落在淳于越身上，又似乎穿过了他，看向了更远处。他放在扶手上的手指，几不可察地轻轻敲击了一下。
就在这议论声稍起，淳于越一派似乎气势占优之时，文官班列中，另一人稳步出列。此人年岁稍轻，面容白皙，眼神冷静而精明，穿着一身与淳于越品级相仿的深青官袍，正是新任尚书令李斯。
李斯的出列，让议论声为之一静。谁都知道，这位年轻的法家干吏，是王上近年来颇为器重的新锐，以实务干练、精通律法着称。更重要的是，他与栎阳的秦战，似乎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
“臣，尚书令李斯，有言欲陈。”李斯的声音平稳清越，既不似淳于越那般慷慨激昂，也无半分慌乱。
“李卿但讲无妨。”嬴疾开口，语气平淡。
李斯先向御座微躬，然后转向淳于越，执礼甚恭：“淳于博士学贯古今，心系国本，斯深为敬佩。博士所言农为邦本、法为纲纪、教化为先，皆为正理，斯亦深以为然。”
先肯定对方，这是辩论的技巧，也显得自己大度。
“然则，”李斯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和，“治国理政，除固守根本之外，亦需审时度势，因事损益。博士所忧栎阳之事，斯近日亦有所关注，并调阅相关文书图册。窃以为，其间或有误解，博士所斥之‘三害’，或可商榷。”
“哦？李尚书有何高见？”淳于越微微侧身，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其一，所谓‘重利轻义，引民弃农’。”李斯不疾不徐，“栎阳匠役薪酬稍高，乃因其劳作艰辛，技艺要求亦高，且所产皆为北境急需之军械。此非常时期之非常举措，旨在激励匠人竭尽全力，保障军需。且据斯所知，栎阳郡守已着手协调农工，如组织匠役帮工、试行工程分包等，力求不误农时。至于‘引民弃农’，关中沃野千里，农人世代安居，岂会因一时较高工酬便尽弃田亩？博士未免过虑了。昔年商君亦奖耕战，赏罚分明，何尝不是以‘利’导民？关键在此‘利’是否合乎国家大利。今北境军情紧急，军工生产乃国家存亡所系，以此‘利’激励匠人，使其造出更多精良军械，减少前线将士伤亡，此‘利’岂非大义？”
他将秦战的高薪酬解释为“战时激励”，并与商鞅的“赏罚分明”联系起来，巧妙地化解了“重利轻义”的指责，并将其导向“国家大义”。
“其二，所谓‘擅权僭越，坏我法度’。”李斯继续道，“栎阳所行‘流水分工’、‘标准度量’等法，细察其文，其核心仍在‘保质、增效’四字，并未逾越《秦律·工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及‘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之根本精神。不过是将律法精神，结合实际工务，加以细化、深化而已。此非僭越，实乃‘因时损益’、‘补充细化’。正如《韩非子》所言：‘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若死守旧条文而不知变通，如何应对北境突变之军情？且栎阳诸般章程，皆已报备将作监及尚书台，绝非私相授受。斯以为，此非坏法，恰是护法、用法之体现。”
他引用法家经典《韩非子》，强调法律的与时俱进，并将秦战的“新规”定义为对旧法的“补充细化”和“实际应用”，一下子拔高了其合法性。
“其三，所谓‘鼓吹奇技，坏人心术’。”李斯看向淳于越，目光坦然，“博士所言‘格物学堂’，所授杠杆、水火、金石之理，看似奇巧，然其目的，并非鼓吹机巧，而是让匠人、乃至孩童，明白器物运作之‘所以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能精益求精，改进工艺。此与圣贤所言‘格物致知’，岂无相通之处？且学堂亦授忠义、律法，岂是只教奇技？至于将其比作‘墨家余孽’，更是无稽。墨家主张‘非攻’‘兼爱’，栎阳所造皆为攻战守御之器，所图乃是强兵以卫国土，与墨家何干？若因探究物性之理便是墨家，那我辈研习律法、兵书、农政，又当归于何家？”
他巧妙地将“格物”与儒家“格物致知”联系起来，淡化了其“奇技淫巧”的色彩，并强调其最终目的是“强兵卫国”，与墨家划清界限。
李斯说完，向御座再躬：“陛下，臣以为，栎阳之事，虽有争议，然其心可察，其效可见。其所行诸法，核心在于‘以非常之法，应非常之事’，一切皆为保障北境军需，稳固国家边防。其间或有粗疏急迫之处，然方向未错，实效已显。当此国难之际，正当用人之时，岂可因噎废食，因些许争议而废能臣、断良策？故臣恳请陛下，明鉴万里，对栎阳之事，宜导不宜堵，宜察不宜废。可令其将所行新法，整理成文，报于朝廷，由有司详加审议，合乎法度者留，不合者改，使其既能继续为北境效力，又不致偏离国家法度纲常。”
这一番话，逻辑清晰，引经据典，既回应了淳于越的指控，又为秦战和栎阳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将其纳入“法度”框架内进行规范的提议，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殿中不少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与军务相关的，都微微颔首。
淳于越脸色有些难看，正欲再辩。
就在这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