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至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其植物形态与药用价值在先秦典籍中已通过隐喻与自然观察得到初步记录。于文献考证与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
一、《诗经》：先秦时期的隐喻性记载
《诗经》的成书时间跨度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提及泽泻的文献 。其记载虽未直接使用“泽泻”之名，但通过植物生境、形态描述与文化隐喻，确证了泽泻在先秦时期的认知存在。
二、《神农本草经》：汉代的学术定称与系统记载
汉代《神农本草经》（成书于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首次以“泽泻”作为正式名称，将其列为“上品”药材，并系统记载其性味、功效及别名。书中称泽泻“味甘，寒”，主“风寒湿痹，乳难，消水，养五脏，益气力，肥健”，并提到其别名“水泻”“鹄泻”“芒芋”等 。这一命名标志着泽泻从民间经验上升为学术体系的关键转折。
《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具有以下突破性意义：
1 药用价值的明确化：首次将泽泻的利水渗湿功效与五脏养护关联，奠定其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
2 名称体系的标准化：“泽泻”作为统一名称的使用，终结了先秦时期“藚”“蕍”等别名的混乱局面 。
3 生态特征的精准描述：指出泽泻“生汝南池泽”，即现今河南驻马店一带，与现代泽泻主产于福建、四川的道地性形成呼应 。
战国末期成书的《尔雅》在《释草》篇中提到“蕍，牛唇”，郭璞注称“今泽舄也，叶圆，茎可食”，与泽泻的形态特征相符 。尽管成书时间晚于《诗经》，但其对“牛唇”的解释为早期文献中的别名提供了训诂学依据。
《诗经》中“藚”的记载体现了先民对湿地植物的生态认知，而《神农本草经》的“泽泻”志着其从食物\/采集对象向药用植物的功能转型。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华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从经验积累到理论升华的演进 。
从《诗经》的“藚”到《神农本草经》的“泽泻”，名称的转变反映了汉语词汇从象形隐喻（“藚”与“舄”形似）到功能指向（“泻水”即利水）的发展规律 。这种演变不仅是植物命名的科学化，更是古代科技语言体系形成的缩影。
先秦文献对泽泻的记载，间接反映了黄河流域湿地环境的历史变迁。例如，《诗经》中“汾沮洳”（汾河弯曲处的湿地）的泽泻分布，与现代彭山“水稻-泽泻-油菜”轮作模式形成跨时空呼应，揭示了中华文明对湿地资源的深度认知与可持续利用智慧 。
目前尚未发现商周时期泽泻的直接文献或考古遗存，需进一步研究殷墟、三星堆等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
《诗经》“藚”与《尔雅》“牛唇”的对应关系，虽有形态描述支持，但缺乏出土实物的直接印证，未来可通过孢粉分析或基因测序技术深化研究。
从《诗经》时代的采集到汉代的炮制（如《神农本草经》提到“阴干”），泽泻加工技术的演进需结合墓葬出土药具与科技史研究，揭示其工艺传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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