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你只需要合理合规的把工程交给。
就算暴雷了，你只要不收钱，也能转闲职去养老。
胁迫式的“投名状”，往往只用于控制那些能力有限、别无选择的卒子。
那么，高育良为何会走出那一步？
直到李一清老师初次见到高育良后，那句评价点醒了他：“旧知识分子的清高还未褪尽。”
祁同伟壑然开朗。
他明白了。
当时的李达康，一个能力突出、政绩不俗的实权正厅，仅仅因为未批赵瑞龙的项目，便被迅速调离。
虽然是升职，但是吕州马上就要出成果了，完全可以缓一缓。
这件事，深深震撼了高育良。
它粗暴地打破了他对组织程序、对规则力量的信念。
他内心产生了巨大的不安与动摇，对赵立春所代表的“势”产生了难以言喻的畏惧。
如果我调走，是不是就是坐冷板凳了？
他迟早会向赵瑞龙妥协，批准那个项目。
只是，他需要一个能说服自己、维持内心体面的“理由”。
高小凤，恰恰成了这个完美的“理由”与“遮羞布”。
一个“在逆境中仍坚持自学明史的女孩”，激起了他作为学者内心残存的浪漫与“拯救”情怀。
他必须将这场交易，包装成一场超越世俗、不惜一切的爱情。
他需要告诉自己：我并非屈从于权力，并非弯下了脊梁，我依然保持着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我只是在追求一份崇高的、不容于俗世的爱情。
唯有如此，他才能勉强缝合内心信念与现实决择之间的巨大裂痕。
所以，他才不仅止于露水情缘，而要真正结婚，并为之安排后路。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一种悲剧性的自我欺骗。
想通了这些，他才决定在事后再去见高老师。
坐车抵达市委大楼，熟悉的场景，但气氛似乎已有些不同。
在市委书记办公室外间，他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罗学军。
“小罗，”祁同伟神色平静，语气如常，“高书记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