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他没有那份心态和底气了。
其实在汉东，丁义珍案比赵德汉案更合适。
但在高育良和祁同伟隐隐合流的前提下，他不想再刺激李达康了。
刚才李达康要检讨被他打断，也是这个原因。
要知道，一一六事件的性质可比上一世严重多了，已经影响到上级对他的评价。但他依然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这就是成熟政治人物的基本素养——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倾泻情绪毫无意义。
他在会上严厉批评李达康，固然可以让李达康灰头土脸，但对事情有什么改变吗？能让上级收回对他的评价吗？
不能。反而可能将李达康彻底推到对立面。
既然不准备把炮火对准李达康，还不如好人做到底。
所以他直接阻止了李达康的检讨，连案例都避开了丁义珍。
但他也保留了继续追究的权力。
如果在会上观察到李达康的反应不是倾向于他的，他会立刻从赵德汉引向丁义珍——毕竟，第一个向赵德汉行贿、把他拖下水的人，正是丁义珍。
祁同伟翻开材料，准备得还挺详细。
除了文本材料，还有赵德汉别墅卧室整面墙上的巨额现金的照片。
在座的虽然都是见多识广的高级官员，经手的项目资金是赵德汉贪污数目十倍百倍的都有，但那都是文档上的一串数字。
这么大额的现金堆成一面墙，倒是谁都没见过。
一时间，众人啧啧称奇，互相低声议论。
这也是沙瑞金选择这个案件的原因之一——视觉冲击力。
等众人议论了一会儿，沙瑞金开口道：“同志们，触目惊心啊。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上任不过四五年，就贪了两个多亿。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天贪十万。”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有贪赃就有枉法。有这样的官员在，让人民群众怎么信任我们？这面现金堆出来的‘钱墙’，照出的不仅是一个腐败分子的丑态，更是对我们整个权力运行体系的尖锐拷问。今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汉东的工作摆进去。”
他目光一转，落在高育良身上：“育良书记，你是政法系统书记，也分管干部教育，你先谈谈看法？”
这是要高育良第一个表态。
高育良面露沉痛之色，语气沉稳而从容：
“沙书记点题点得非常深刻，赵德汉案确实是一面镜子。从政法角度看，此案暴露了个别干部理想信念的彻底丧失，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牟利的工具。”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认为，根源在于监督缺失——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特别是对关键岗位、‘小官巨权’的日常监督，流于形式。我们汉东政法系统必须引以为戒，加强廉政风险排查，特别是对审批、执法等关键环节。”
最后他话锋一转：“当然，干部出问题，组织部和纪委的把关责任，也值得深思。”
高老师一如既往的风格——理论功底深厚，还擅长转移话题。
“个别干部”——试图将问题限定在个人层面，避免波及系统。
“监督缺失”——将问题引向制度和技术层面，为可能的系统性问题提供“客观原因”。
“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这是一句非常巧妙的官话，既象自我批评，又将责任分摊。同级是谁？上级又是谁？谁都可以对号入座，谁都可以置身事外。
最后点“组织部、纪委”——含蓄地将压力引向在场的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防守中轻微反击，分散火力。
田国富微微摇头，吴春林面无表情。
毕竟赵德汉案涉及的不是汉东的纪委和组织部，贸然插嘴反而显得做贼心虚。
沙瑞金点头，不做评价，继续点名：“育良同志从监督机制上做了深刻反思。达康同志，你是市委书记，是地方主官。赵德汉这样的干部如果出现在你的手下，你会如何看待？我们该如何避免‘能吏’变‘巨贪’的悲剧？”
这个问题够狠。
直接让人联想到李达康手下刚刚出逃的丁义珍，形成强烈的心理暗示。“能吏变巨贪”更是精准击中了李达康的软肋——他素来重用丁义珍这类“能干事的官员”，结果出了事。
李达康身体微微前倾，语速比平时快了几分，情绪显得有些激动：
“沙书记这个问题问得好！痛心！首先是痛心！赵德汉这样的干部，是党和人民事业的蛀虫，必须坚决清除！”
他顿了顿，声音放缓了些：“但我觉得，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贪欲。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权力失去了‘阳光’的暴晒，必然发霉变质！很多所谓的‘小官’，掌握着项目、土地、资金的实权，他们的办公室却成了阳光照不进的黑箱。”
“我主政林城、京州，一直强调‘法无授权不可为’，强调决策公开透明。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发展压力下，有时候过于看重干部的执行力和闯劲，在日常监督和警示教育上确实抓得不够细、不够重。这是我的责任。”
他声音提高：“下一步，我们必须把权力关进位度的笼子，而且这个笼子要通电、要透明！”
首先表态“坚决清除”——政治正确，划清界限。
“权力失去阳光”——将问题引向“公开透明”这个相对安全的治理技术话题，回避自身用人失察的内核。
“发展压力”、“看重执行力”——为自己可能存在的“重业务、轻监管”倾向做委婉辩护。
“抓得不够细”——承认负有领导责任，但这是“工作方式”问题，不是原则性错误。
丁义珍的事是公开的，李达康正是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开脱。语言充满激情，表面上深刻自我反省，实际上是给自己塑造一个“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