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的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的底细。”马蒂亚斯往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注意，才继续说，“我听说他的渠道全断了，现在整个团伙都在靠存货硬撑。”
维尔纳的眼神微微闪动：“他找过你吗？”
“没有。但他的人在边境晃悠过几次，也试过接触我们检查站的士兵，想看看有没有可能重新创建联系。”马蒂亚斯掐灭烟头，“维尔纳，小心点。克虏伯这个人我听说过，很危险。他在黑市干了十几年，手段很多。”
“我知道。”维尔纳说，“谢了，兄弟。”
“应该的。”马蒂亚斯笑了笑，“你帮了我这么多，我总得做点什么。”
目送维尔纳离开，马蒂亚斯站在检查站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街角。
马蒂亚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维尔纳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能每次都准确预判？
马蒂亚斯摇摇头，把这些疑问压下去。
不管怎样，他已经上了这条船，现在能做的，只有继续走下去。
傍晚，教堂地下室。
维尔纳推开沉重的木门，潮湿的霉味混合着蜡烛的气息扑面而来。地下室的光线很暗，只有几支蜡烛在桌上摇曳。
韦伯牧师坐在简陋的木桌后面，面前堆着一摞摞信件和包裹。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疲惫的眼睛，眼角的皱纹在烛光下显得更深了。
“维尔纳，你来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牧师。”维尔纳在对面坐下，“情况怎么样？”
韦伯没有立即回答。
他慢慢戴上眼镜，拿起一封信，展开给维尔纳看。
“看到这些了吗？这才三天，教会收到的捐赠”请求就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维尔纳看着那些信件。
有的用正式的信纸，有的只是撕下的笔记本纸，有的甚至是餐巾纸。
字迹也各不相同一一有工整的手写体，有潦草的涂鸦，有些因为泪水而模糊了。
“这是一个老太太写的，”韦伯拿起一封信，“她丈夫在西柏林，墙建起来的那天晚上，他正好在那边看儿子。现在回不来了。她想托我们送一件毛衣过去，说是她亲手织的。”
韦伯慢慢展开那封信，让维尔纳看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她说，丈夫有风湿病，冬天会很难受。她怕他在西边没人照顾，至少要让他穿上这件毛衣。”
“还有这封。”韦伯又拿起另一封，“一个母亲，女儿嫁到了西柏林。墙建起来后，外孙出生了，但她见不到。她想送一套婴儿衣服过去，还有一本圣经。”
他放下信，摘下眼镜：“维尔纳，三天之内，我收到了一百二十三封这样的信。每一封背后都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维尔纳看着这些信件，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歪扭的字迹，模糊的泪痕，确实让他心里有些触动。
他能想象那个老妇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颤斗着手写下这些字的样子。
但这种触动，很快就被另一种更冷静的思考压了下去。
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知道这段历史的全貌一知道柏林墙会立28年，知道无数家庭，会因此长久分离，也知道，最终它会倒塌。
站在这样的视角上，眼前这些个体的悲欢，虽然真实，却只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片段。
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揭示了一个巨大的须求缺口一而须求，就意味着机会。
他想起了一些事情一在历史上，东西德之间，官方的政治犯交易要到1964
年才会开始。
但在那之前，已经有小规模的私下交易，由教会秘密主持。
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运送的人也不算多，但正是这种早期尝试的成功，才让西德政府同意接手，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正式政治犯交易。
现在，教会的慈善信道已经在他手中成形。
韦伯牧师他们还没有想到，可以用这条信道做什么一他们只能想到送家书、送毛衣、送婴儿衣服。
但维尔纳看得更远。
如果他能说服教会，现在就把这条信道延伸到政治犯身上，主动开辟这项交易，那么未来，当这门生意真正成熟时，他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等到官方交易开始，他更能分一杯羹。
这正是他介入的最佳时机。
不过，要一步一步来。
“韦伯牧师，”他终于开口，“这是个机会。”
韦伯抬起头，眼中有一丝疑惑。
“我是说，”维尔纳放下那封信，“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慈善渠道，帮助这些人。”
“你想做什么？”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维尔纳说，“上面对宗教的态度有所缓和。为什么？因为需要教会帮忙稳定人心。墙建起来，人们恐慌、绝望、愤怒。政府需要有人来安抚这些情绪，而教会是最合适的。”
韦伯慢慢点头。
这一点他也感觉到了。
这几天不断有官员来教会“慰问”，表达“理解”和“支持”。
这种态度在过去几年是很少见的。
毕竟在东德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教会的地位还是很敏感的。
“如果我们能以人道主义信道”的名义，”维尔纳停下来，看着韦伯，“帮助那些被迫分离的人，传递一些物品和信息————”
韦伯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桌上那些信件。
“这样做，”维尔纳的声音变得柔和，“至少能真正帮助一些人。那个老太太的毛衣，能真的送到她丈夫手里。那个母亲的婴儿衣服，能真的传给她的外孙。”
“但这不是你的真正目的。”韦伯抬起头，看着维尔纳的眼睛。
他当然知道，一直以来，维尔纳也在用这条慈善信道做自己的生意一那些夹带的货物，那些额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