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手写的信件。
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泪水晕开了。
“这三个人都是政治犯。”个叫埃里希·穆勒，四十二岁，因为散发西方报纸被判五年，已经服刑三年。布劳恩，三十六岁，因为组织非法集会被判七年，服刑四年。施密特，二十八岁，因为试图越境被判三年，刚开始服刑。”
维尔纳合上文档：“家属在西德？”
“都在。”沃格尔点头，“而且都愿意出钱。穆勒的弟弟在汉堡开工厂，能出两万西德马克。布劳恩的妻子改嫁了，但前妻的新丈夫是个医生，也愿意出一万五。施密特的父母在慕尼黑，能出一万。”
维尔纳算了算，三个人加起来四万五千西德马克。按现在的黑市汇率，大概相当于二十万东德马克。这是笔大生意。
“你觉得能搞定吗？”维尔纳问。
沃格尔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说。这三个人的案子都很棘手，尤其是布劳恩，他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者“，这个罪名很重。司法部那边不一定肯松口。”
“那你准备怎么办？”
“先试试最容易的。”沃格尔说，“施密特的案子相对简单，她只是试图越境，没有组织活动，也没有散发传单。我可以包装成“年轻人一时冲动“，然后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申请人道主义豁免。”
“需要多久？”
“至少三个月。”沃格尔说，“我要先去监狱见她，然后写申请报告，递交到司法部，等审批，再去外交部办手续。每个环节都要打点，都要花时间。”
维尔纳皱起眉：“三个月太久了，如果每个人都需要这么长时间，我们的生意可就不划算了。”
“那你想怎么办？”沃格尔问。
维尔纳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雪还在下，街上几乎没什么人。
他想了很久。
他一直在观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没有贸然提出这个想法。
现在看来，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或者说，他必须主动推动这件事了。
哪怕提前加速历史进程，也没关系，毕竟只有官方渠道打通，这笔生意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单靠现在这样偷渡，或者为每个政治犯，去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打官司，终究只是小打小闹。
维尔纳转过身：“我们得换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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