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李默怎么会来。
他没有给他打电话，没有发消息，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这里。
他的室友不知道，他妈妈不知道，林薇薇知道，但林薇薇不会打电话给李默，她甚至不知道李默是谁。
否则，她怕又是另外一幅嘴脸了。
他想不通，但看到他出现的那一刻，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不是感动，不是惊喜，而是一种“他在”的感觉。像一个人在黑暗的、空旷的、没有人的荒野里走了很久，突然远远地看到了一盏灯。那盏灯不一定能给他指路，不一定能带他走出荒野，但它在那里，亮着，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在荒野里独自走夜路的、被所有人遗忘了的、没人来找他的、死了都没人知道的人。
余志东动了动嘴唇，还是没出声。
李默走到他面前，弯下腰，看着他的脸。
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近，不到三十厘米。在审讯室惨白的日光灯下，他们的脸看起来很像。
眉骨，眼睛，鼻梁的线条，连抿嘴时嘴角微微往下撇的样子都像。像到那个年轻警察都忍不住看了两眼，目光在两张脸之间来回了几下，然后低下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受伤了？”李默看着他手上的伤口。
“没事。”余志东把手缩了一下，但没缩回去，被李默认著的手握住，翻了面看了一下。指节上的皮破了，血已经干了，结了薄薄的一层痂，牵动的时候会崩开，会疼。
他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皱眉，眉头拧成一个川字，那个川字跟他平时皱眉头的时候不一样，平时他皱眉是因为不高兴，是因为事情没有按他想的来。
世界上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是钱能解决的，解决不了，那就得靠权利了。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皱眉是因为心疼。
“谁打的？”
“我自己碰的。”余志东把手抽回来了，攥成拳头，放在膝盖上，不敢放在桌面上。
李默直起腰，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他转过身，对那个穿深色西装的年轻人说：“去办手续。”
年轻人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去，脚步声很快，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
圆脸警察刚才出去了，这会儿又回来了，手里端著一个保温杯，杯盖拧开了一半，冒着热气。
看到审讯室里多了人，愣了一下，目光在李默身上停了停，又看了看余志东，嘴里的热气吹了两下，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李默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然后把屏幕转向圆脸警察。
圆脸警察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不是那种吓得脸色发白的变，是一种从“公事公办”变成“这事我得小心处理”的变。
他把保温杯放在桌上，拧紧了杯盖，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看着李默，等他说话。
“我儿子。”
圆脸警察的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露出一抹亲切的笑容。
“李先生，您好！”
他在这个岗位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人，太多事。他知道有些人可以得罪，有些人得罪不起。面前这个男人，是一个他得罪不起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语气多强硬，不是因为他身后跟着的穿西装拿公文包的年轻人，是因为他走进来的时候，外面的局长亲自舔著脸跟在身后。
能让公安分局的局长讨好的人，他得罪不起。
他也庆幸公事公办，没有像什么小说反派一样得罪这位少爷。
不然今天他这身警服就得脱了。
穿西装的年轻人回来了，手里拿着几页纸，走到审讯室门口，没有进来。他靠在门框上，把纸翻了一遍，然后走到圆脸警察面前递过去。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了余志东一眼，看了李默一眼，低头签字。
“可以了。”他咳嗽一声，“手续办完了，人先带回去。后续的事情等通知。”
李默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余志东面前。
“走。”
一个字。那一个字里没有商量，没有解释，没有“我想跟你谈谈”的铺垫。就是一个命令，一个父亲对儿子下的命令。
余志东抬起头看着他。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坐太久了，血液不通了。
他的手撑著桌沿，撑了一下才站稳。他看着李默，嘴唇动了两下，想说什么，那个字在舌尖上转了又转，像一颗含了很久的糖，已经含化了，只剩一点点甜味，但还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去，又不好意思吐出来。
他跟着李默走出了审讯室。
走廊很长，日光灯一排一排地亮着，把走廊照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发光的、透明的、走在上面会觉得自己随时会掉下去的隧道。
他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灰色的水磨石地面上，像一个瘦瘦高高的、垂著头的、跟在什么人后面的、不知道该去哪里但知道有人在前面带路的影子。
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在前面，笃，笃，笃，不紧不慢的，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量这条走廊的长度，又像是在用脚步告诉他，跟着我走，不会走错，不会走丢，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他的帆布鞋踩在地面上，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到。
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夜风迎面扑过来。
十一月的魔都已经很冷了，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凉意，穿过马路，穿过人行道，穿过派出所门口那棵叶子已经落光了的、光秃秃的、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像一个没人管的、没人疼的、没人在乎它冷不冷的梧桐树。
就和以前的自己一样。
余志东打了个哆嗦。他只穿了一件卫衣，出来的时候没拿外套。
李默走在前面，走了两步停了，回头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