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的灯光是惨白色的，在雨夜里亮得象一把消过毒的手术刀。接待台后面的姑娘抬起头，还没来得及说出那句“有什么可以帮您”，他已经走了过去，鞋跟在走廊地板上敲出不急不缓的声响。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
墙上挂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证书，窗台上有一盆快枯死的绿萝，叶子边缘发黄，垂在花盆外面。
律师姓科恩。五十多岁，犹太裔，瘦高，背微驼，鼻梁很窄，架着一副老式的金丝边眼镜。发际线已经退到头顶后方，剩下的头发卷成灰白色的细卷贴在头皮上。
他听完裴晏的话，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然后重新戴上。那双眼睛从镜片后面看过来时，让裴晏想起一个人——大卫·斯特恩，那个已经去世的nba总裁。他在电视上见过很多次，每年选秀大会上那个犹太老头走上台，底下嘘声一片，他不急也不恼，只是对着话筒等嘘声自己停。那种表情不是威严，是他知道接下来他要说的事你们不爱听，但他必须说。
“我认识你，裴，我认识你。我母亲的心脏搭桥，是你做的，她的手现在还能握得住擀面杖。”他把眼镜放回桌上，“所以我不收你咨询费，而且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你也不会想听。”
裴晏没有说话。
科恩看着他，沉默了大概有五秒钟。
“刑事立案是不可能的——现场没有监控，弹壳被捡走了，科斯塔家族不会交出开枪的人，两边都说是对方干的，两边都没证据，检方不会接这个案子。”
他顿了顿，把桌上那盆快枯死的绿萝往旁边推了推，象是在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放接下来的话。
“民事赔偿你可以告。告科斯塔家族，告那条街上所有的商户。但告赢了你也拿不到一分钱——他们的资产不在自己名下，他们的律师团队会拖你三年、五年，最后庭外和解，对方赔你一笔钱，数目和警方现在就能给你的一样。”
裴晏看着墙上那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证书。
科恩的母校，也是他的母校。
梧桐叶落了一地的校门口，她拖着箱子跑过马路，扑进他怀里，金发在纽约秋天的阳光里扬起来，灰蓝色的眼睛弯成月牙。
“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作为你的律师，我说没有。”科恩把眼镜放到桌上，台灯的光在镜片上折了一下，“但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跟你说——有，放下。”
“搬家，换医院，重新开始。”
他看着裴晏。
“你不会听的。”
裴晏站起来，走到门口。科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裴医生，我母亲让我谢谢你。她说你缝的针脚，比机器还整齐。”
裴晏拉开门，没有再看，推门出去。
雨还在下，太阳不会再出来了。
他站在律所门口的台阶上，把翻起来的领子按下去。
街上没人，路灯的黄光被雨水打散，碎成一片模糊的光雾，他快步走向停车场。
纽约市警察局第33分局(nypd 33rd precct）。
走廊里的塑料椅凉意从大腿后侧传上来，裴晏坐在上面，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他来的时候还是下午，窗玻璃上映着日光灯管的白色反光，现在反光变成了惨白，外面天已经黑了。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戴着手铐被押过去，有人在长椅上哭，有人只是坐着，目光空洞。墙壁灰绿色，日光灯管嗡嗡作响，空气里一股漂白水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
莫雷诺警探打开门，朝他招了招手。
办公室很小，文档堆得到处都是。
莫雷诺是个黑人，五十多岁，头发剃得极短，鬓角已经全白了，他的脸很宽，颧骨上布满了细密的红血丝，那是常年值夜班和喝廉价咖啡留下的痕迹。他走路的姿势有点跛——右膝受过伤，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利索。
他从桌上一堆文档袋底下翻出半包压瘪的香烟，抽出一根朝裴晏递了一下，裴晏道了声谢摆摆手。
莫雷诺把烟塞回烟盒，从桌上翻出一个牛皮纸文档袋，拆开，把里面的文档推过来。封面上印着纽约市警察局的徽章，文档里夹着一张照片——金发，灰蓝色眼睛，嘴角那个小窝左边比右边深，入职照，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拍的，名字栏写着：vivian howard。
裴晏的视线落在照片上，没有碰。
“对方的说辞是帮派火并，误伤。”莫雷诺说，顿了一下，把那个冷冰冰的词复述出来之后自己先皱了皱眉，“你和你的未婚妻恰好经过。但你我心里都清楚，那是冲着你们去的。只是现场没有监控，弹壳捡走了，没人认。问过一圈，没有人看见开枪的人——或者有人看见了，没人愿意说。”
他把一张支票放在文档上面，十万。
十万，她的命。
“签了这份和解协议，钱就是你的。”
裴晏没有动：“谁开的枪？”
裴晏把支票推回去，手指按在纸面上，支票的边缘割进他的指腹，带着一点痛。
他站起来，转身。
“裴医生。”莫雷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斗不过他们，保护好你自己。”
走廊里，灰绿色的墙壁，日光灯管的嗡鸣，戴着手铐的人，哭的人，目光空洞的人。纽约的夜晚和白天一样嘈杂。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没有人看他。
他推开警局的门，冷风灌进来。雨停了，路面上的积水映着街灯的黄光，被风一吹就碎成一片一片。高架桥下，涂鸦被雨水洇开，漏水的渠道在头顶嘶嘶作响，水珠一滴一滴往下砸。
到公寓这段路他走过无数次——和她一起走过无数次。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他站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街角。
西边是河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