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重重吐出一口气，斩钉截铁道：“你们说得对！这故事，让咱看到的是咱大宋未来可能的疮疤！咱绝不能让它发生！赵普，你们中书门下，立即拟旨：严令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县，限期清查辖境，缉捕盗贼，整修城防，储备粮械。凡有盗匪生发不能及时扑灭，乃至滋扰城池者，地方官一律严惩不贷！另，着枢密院议定更戍法细则，加强地方驻军训练与巡视。至于韩炳此类事迹……可令地方访查，若属实，予以旌表，立碑或免其家徭役，以励风化。但天下告示必须申明：朝廷力保百姓安宁，此类冒险救亲之事，朕不希望再听到！”
赵佶（宋徽宗）本人或许正与蔡京、童贯等臣子观天幕，如坐针毡。天幕直言“宣和末年，盗匪四起”，且举出山东千乘被围之例，这不啻于一道惊雷，劈在繁华的东京梦华之上！预言般的警示，让这位沉溺于书画、艮岳的皇帝，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
朝堂之上一片死寂。蔡京等权臣面色灰败。他们深知，如今河北、山东等地，确有宋江、方腊等变乱（时间略有参差，或泛指盗匪），但多被掩盖或轻描淡写。如今天幕将未来（或正在发生）的乱象赤裸裸展现于万朝之前，更是将地方治理的溃败、盗匪的猖獗公之于世，令朝廷颜面扫地。
有耿直之臣或许趁机出列，痛陈时弊：“陛下！天幕示警，言犹在耳！今山东、河北、两浙，盗贼实已滋蔓，州县不能制。若不及早措置，整军经武，选派良吏，减轻民负，则‘盗匪围城’之祸，恐不止于千乘！韩炳一人之孝，难掩天下万千离散之悲。乞陛下罢花石纲，停不急之役，黜退奸佞，任用忠良，专意安内，则社稷幸甚！”
赵佶惶惑无措，看向蔡京。蔡京强自镇定，或辩称：“陛下勿忧，天幕所言，或是后世夸大。今虽有毛贼，然王师所向，指日可平。韩炳之事，正显我朝民风淳厚，孝义感人。当务之急，是严禁民间妄传此幕，以免蛊惑人心。”然其言辞已然苍白。
天幕的显现，无疑给已然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政局，投下了一颗巨大的石子，激起的波澜难以预料。是促使朝廷改弦更张，还是加速其崩溃，抑或仅仅成为一段插曲，皆在未定之天。
朱元璋阅览天幕，浓眉紧锁。“宣和末年，哼，宋朝皇帝不行，天下就乱了！盗匪都能围城！这韩炳，算是个孝子，也有胆气。但咱看，最该骂的是那些当官的！守土有责，让贼人闹到这份上，该杀！”
李善长忙道：“陛下圣明。乱世显孝子，然乱世之成因，在朝廷失政。宋徽宗君臣，骄奢淫逸，苛敛民财，以致民变蜂起。地方官吏，或贪腐，或无能，不能弭盗安民，方有千乘之围。韩炳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勇孝可嘉，然亦反衬官府之失职。我朝立国，陛下勤政爱民，严惩贪墨，整肃军卫，广设里甲，正是要根除此类乱源，使百姓安居，无需履此险境。”
刘基（伯温）则道：“陛下，此事亦可见基层防卫之要。千乘被围，恐非一日之事。若平日乡里有团练保甲，城池武备修整，贼人未必敢轻犯，纵来犯亦能速援。韩炳需缒城救母，说明城外已无安全保障，城内对外联络、情报传递亦不畅。此皆地方守御体系孱弱之象。我朝行卫所制，于要害处设所立卫，又令地方自办民壮，正是为了构建多层防御，使贼盗无隙可乘。至于韩炳个人，其孝勇堪为榜样，陛下倡扬孝道，此类事迹可收录于《孝行录》，令天下知人子当如是。然需同时申明，朝廷有保境安民之责，遇盗匪事，百姓当首先报官，协力守御，非万不得已，不可轻弃险地。”
朱元璋脸色稍霁：“伯温说得在理。孝道要讲，但更要让老百姓平平安安，不用去冒这个险。咱们大明，州县有守军，乡里有里甲，就是要把贼盗剿灭在萌芽里。哪个地方官让盗匪坐大到能围城，咱剥了他的皮！韩炳这事，记下来，可以表彰，让老百姓知道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但更要让所有官吏知道，他们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是治下出了这种需要老百姓自己缒城救母的乱子，他们的脑袋就别想要了！传旨刑部、兵部：把这段故事连同咱的话，发到各州县，让他们都看看，想想自己的脑袋！”
玄烨与皇子、大臣观天幕。玄烨道：“宋末乱象，于此可见一斑。韩炳救母，墓志特书，虽细节或有渲染，然其孝勇精神，历朝皆重。胤礽、胤禛，尔等有何见解？”
皇子胤礽（太子）道：“皇阿玛，儿臣以为，此事可从个人、社会、国家三层观之。于个人，韩炳践行了孝道极致，危难之际不忘亲恩，挺身而出，其勇气与决心，超越常人，足为楷模。于社会，此事反映了北宋末年基层秩序崩溃、盗匪横行的现实，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需靠个人冒险求生。于国家，则暴露出朝廷治理能力衰竭、地方武备松弛之严重问题。韩炳个人之孝勇，无法掩盖国家整体之颓势。故为政者，既需倡孝悌以厚人伦，更需强治理以安民生，使‘盗匪四起’之局永不出现。”
皇子胤禛（雍正）沉稳道：“太子哥哥所论甚当。儿臣更留意此事的叙事角度与教化功能。墓志铭为盖棺定论之文，其突出韩炳‘冒围救母’、‘贼皆退避’，意在塑造一个完美的孝子形象，以彰家风，亦符合儒家伦理要求。尤其在易代之后（韩炳仕金），强调此类汉人士大夫之儒家德行，或有文化认同与身份标示之意味。我朝治下，亦重视旌表孝义，然须辨析其真伪，且要明白，表彰个别极端孝行，固然有助于敦风化俗，然根本仍在使民各安其业，老幼皆有所养，无罹此等惨祸。朝廷之德政，当使此类‘非凡孝行’因无所用武之地而愈显珍贵，而非因层出不穷而成为常态。”
大学士张英道：“两位皇子殿下所言，深得治道之要。从文献看，《韩炳墓志铭》提供了北宋末年地方动荡之一手个案史料，虽经文学加工，然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应非虚妄。此类墓志材料，可补正史之不足。我朝修史、编纂地方志，亦当注意采集此类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