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潜伏。优先确保专家和家属安全带回，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一切手段。这四个字在军区内部文档里，通常意味着可以配枪。
贺少衍领了任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老首长在背后叫住了他。
“少衍。”
他停下脚步。
“那边有个科学家姓叶。”老首长很了解他，他沉默了一下，象是在掂量接下来的话说出去合不合适，“叫叶清栀。”
办公室里的空气在这个名字落下来的一瞬间，象是被抽走了所有声响。窗外的军号声、走廊里的脚步声、暖气片里热水流动的咕噜声——全都远了。
贺少衍背对着老首长，脊背纹丝未动。他握着门把手的手指收紧了一下，又松开。
“知道了，首长。”
他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现在，他拎着这只皮箱站在自家客厅里，窗外天已经亮透了。初秋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方形。贺沐晨背着书包站在门口，周婶正在给他整理红领巾。
“爸爸，你什么时候走？”
“现在。走，先送你到学校。”
他把贺沐晨送到子弟小学门口的时候，校门口老槐树上的铁钟还没敲响。贺沐晨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跑进了校门。
贺少衍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教程楼拐角，然后转过身，拎着皮箱走向停在路边的军用吉普车。
北京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比五年前新了不少。玻璃幕墙擦得透亮，头顶的广播每隔几分钟就播报一次航班信息，女播音员的声音带着标准普通话特有的字正腔圆。
贺少衍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白衬衫的领口挺括，藏蓝色领带打了一个标准的温莎结。头发也换了分法，不再是军人那种干练的板寸，而是梳成了偏分，露出饱满的额头和一双深邃冷厉的眼睛。
他身边跟着九个人，都穿着便装。有穿灰色中山装的“公务员”，有穿夹克的“技术员”，还有两个戴着金丝眼镜、提着公文包的“翻译”。十个人混在候机大厅的人群里，看起来就象一支去巴黎参加商业会议的商务代表团。
翻译叫赵和平，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流利。他跟在贺少衍身边，低声说：“何先生，第二组已经出发了，第三组明天上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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