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把焦点对准了茅盾文学奖的投票过程。
标题是……《二十岁摘茅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文章没有回避前几轮投票的胶着状态……
“据参会人士透露，评选委员会前后进行了四轮投票。”
“支持者与反对者人数一度八比八僵持不下。”
也没有回避评委对作品深度的争议……
“有评委指出《人间烟火》在处理历史苦难时过于轻巧，缺乏直面黑暗的勇气。”
但结尾笔锋一转：
“争议本身，就是文学奖存在的意义。”
“而一个能让争议持续整整四轮投票的作者，本身就证明了作品的分量。”
“最终投票结果：十三票赞成。巴老第一个举手。”
这段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但最有意思的引用者是张锲……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那天说了三十多分钟，邓友梅同志说了二十多分钟。”
“但真正一锤定音的，不是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人。”
“是会议室外走廊中的那两阵脚步声。”
《中国青年报》头版的标题最有时代感：《今天，我们怎样做青年？》。
文章以“周卿云现象”为引子，探讨了改革开放后青年一代的使命与担当。
文中写道：
“当我们的同龄人已经在用英文写小说、在日本领文学奖、在国内拿最高荣誉的时候。”
“我们还在纠结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周卿云……成为周卿云需要天赋、机遇、和那个我们永远搞不清楚的‘偶然’。”
“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种力量：这个时代，属于敢想敢做的人。”
“属于那些在别人说‘不可能’的时候默默开始动笔的人。”
“属于那些在碎纸机吐出手稿碎片之后还能重新铺开稿纸的人。”
这篇文章后来被全国几十所高校的校报转载。
复旦校报在转载时加了一个编者按：
“周卿云同学目前尚未返校。如有同学知道他确切的回国日期，请致电校报编辑部。”
《工人日报》的标题最接地气……
《昨晚全中国的工人都认识了一个叫周卿云的大学生》。
记者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写评论，而是跑到了北京重型机械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沉阳第一机床厂的夜班休息室里。
把工人们在电视前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老工人老李说：
“我不懂什么直木奖、茅盾奖，但我知道什么叫争气。”
“他能在日本拿最高奖，能在英国签合同让外国人出他的书，这就是争气。”
“咱们工人干活也是一样……你不一定非得懂机床原理，但你得把活儿干好。”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陈师傅……
就是那个白了女工一眼自己也没忍住感动的陈师傅……
说了一句后来被多家报纸反复引用的话：
“我不懂文学。但我懂人。”
“这小子写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你看他写的那个农民。”
“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每次遇到困难也是这样，拍拍身上的棉絮，说‘再想办法’。”
“就这四个字，比什么华丽辞藻都好使。”
在所有报道中，最能点燃读者情绪的。
是那两件发生在国外的事……
欧洲签约和日本直木奖。
在1988年，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还是一种普遍社会心理的年代中。
在出国潮和留学热正席卷全国大学校园的时代背景下。
在无数年轻人挤破头想考托福拿绿卡把出国当成人生最高目标的大环境里……
一个中国青年用自己的笔，把方向翻了过来。
不是去国外打工赚外汇，不是去国外留学镀金。
不是站在国外某个大学的讲台上用英语教中国文化……
而是让外国人掏钱买中国作家写的书。
让日本人把最高文学奖项颁给一个中文母语的作者。
让英国百年出版社为一个从未出过英文书的新人打破沿用了半个世纪的版税规则。
这种冲击不是商业上的成功……
商业成功是赚了多少钱，但钱是可以衡量的。
这是尊严上的成功……
是让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外国文化机构，低下头来认真读一个中国人写的故事。
读完以后说“这个比我们写得好”。
这种成功的量纲不是货币单位，是民族自尊心的刻度。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反应更是直接。
当天上午开门不到两小时，几乎所有书店的《人间烟火：农》《人间烟火：仕》《山楂树之恋》和刚刚才上市的《白夜行》中文版就被抢购一空。
书店的玻璃门被推得咣当咣当响。
柜台前的队伍从里面排到外面又拐了个弯排进了旁边的胡同。
大家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情书》还没在国内正式发行，但已经有读者跑到新华书店去问：
“周卿云那本新书到了没有？就是那个日本的，叫什么《情书》的？封面是一个女孩站在雪地里？”
店员说还没到，出版手续还在走，估计要下个月。
读者说：“那我把钱先给你，到了你给我留一本。”
店员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收预付款，这是规定。
读者急了，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拍在柜台上：
“我不是要插队！我就是怕买不到！”
“你是不知道，上一本《人间烟火》我就是晚来了一步，跑了三家书店才抢到最后一本！”
“你行行好，这钱你先收着，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