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长，政委刚才说‘该是你们的不会少’，是不是说那个培训名额——”他话没说完，被王有财拿烟袋锅子在肩膀上敲了一下。
“别在领导门口嚷嚷。”王有财压低嗓门，“有话回去说。”
赵德柱没吭声。他站在场部走廊里往西边看了一眼——西边那排平房门口挂著个木牌，白底黑字，“财会股”三个字漆皮剥落了一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板茬子。门虚掩著，门缝里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上辈子他在北大荒领了几十年工资，从几十块领到几百块，从现金领到工资卡。
但第一次领工资的场景，他记不清了。
记忆早就模糊了。
“走，先去把工资领了。”他把棉袄领子紧了紧，率先迈开步子。
“工资？”牛满仓眼睛亮了，扛着空麻袋跟在后面，“额都快忘了这茬了——咱们来了好几个月了，还没领过一分钱呢。”
“几个月？十月到正月——”李明远推了推眼镜，嘴里算著，“十月底到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加上这个月——差不多四个月了。
“四个月。”陈小山掰着手指头，“妈哟，四个月不发工资，也不觉得自己穷——反正也没地方花。”
王有财在旁边嗤了一声：“那是因为你天天有肉吃。搁别的分场，一天三顿高粱米粥就咸菜，你看他们想不想工资。”
五个人穿过操场往西走。
操场上积雪扫过了，但地面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吱响。
财会股的门推开，一股暖气裹着纸浆和墨水的味道迎面扑过来。屋子不大，靠墙搁了两张桌子，桌上堆著账本、凭证、几沓牛皮纸信封。靠窗的位置坐着个人，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跟啤酒瓶底似的，正低着头打算盘。算盘珠子在他手指头底下噼里啪啦响，节奏又快又匀，跟下雹子似的。
这人姓田，总场的人都叫他老田头，也有人叫他田算盘。在总场干了三年会计，经手的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田会计。”赵德柱走到桌前。
老田头没抬头，右手继续打算盘，左手竖起来做了个“等等”的手势。他把那一串数字打完，拿铅笔头在账本上记了一笔，这才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从镜片上方打量来人。
“几分场的？”
“东极。”
“东极？东极——”老田头念叨了两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厚墩墩的花名册，手指头蘸了点唾沫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在“第五分场（东极）”那一栏上停住了。花名册上列著五个人名，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串数字，钢笔写的，有些地方被涂改过。
“找著了，你们五个人就是东极分场那五个？”
“对！”
“好。”老田头把花名册摊平了，从桌上拿起蘸水钢笔，又翻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工资表，往上写了起来，“赵德柱——排级，月工资四十八块。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三个月一百四十四。安家补助四十八。御寒补助五块。应发——一百九十七。”
他把算盘拉过来，手指头拨得又快又利索。
“牛满仓——农工一级，月工资三十二。三个月九十六。安家补助三十二。御寒补助三块。应发一百三十一。王有财——同上，一百三十一。陈小山——同上，一百三十一。李明远——同上，一百三十一。”
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了一阵，老田头把最后一颗珠子往上一推：“五个人应发合计——七百二十一。”
陈小山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一百三十一”这个数，嘴巴张开合不上了。
一百三十一块——他在四川老家，全家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到手的现钱也凑不到这个数。
“这么多啊”
“嘿嘿，别急。”老田头把花名册翻到另一页，手指头顺着密密麻麻的数字一行一行往下划拉，“应发是应发，还有扣项。”
“扣项？”牛满仓的笑容僵在脸上。
“粮食副食。”老田头把算盘上的珠子哗啦一下抹平，重新拨，“去年十月底，你们在密山仓库领的——每人粮食一百斤。仓库出库单上写的是高粱米六十斤、苞米碴子四十斤。高粱米按国营牌价七分八厘一斤，六十斤合四块六毛八。苞米碴子六分二厘一斤，四十斤合两块四毛八。粮食拢共——三十五块八。”
他又翻了一页。
“猪油五斤。仓库价八毛五一斤，合六块五。咸盐五斤，一毛五一斤，合七毛五。副食拢共——七块二毛五。粮食副食合计——四十三块五分。”
牛满仓松了口气。
这个数字不算高。
“接着是杂项。”老田头把花名册往跟前拉了拉，眯着眼辨认备注栏里潦草的字迹，“铁锹五把、镐头五把——生产工具，公家配给，不扣钱。棉衣五套、棉鞋五双——劳保品，也不扣。”
他的手指头继续往下划。
“不过——吴得贵备注——”老田头把眼镜片凑近了看，“破皮子三捆，残次品报废料，折价一毛五一捆，合四毛五。旧铁丝一捆，报废料，折价八分。旧捕兽夹三个，锈死待修，折价一毛一个，合三毛。旧锯条四把——白送。破渔网一张——白送。杂项小计——八毛三。”
赵德柱眉头动了一下。
当初在密山车站跟老吴头要这些“破烂”的时候，老吴头没提钱的事。但他也明白——老吴头归总场管，账面上的东西早晚要对清楚。
而且一毛五、八分这种折价，跟白送也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老田头应了一声，继续拨算盘，“扣款三项——粮食，副食，杂项，一共四十三块八毛八。”
他把算盘珠子噼里啪啦打完最后一排，摘下老花镜搁在账本上，揉了揉鼻梁。
“七百二十一减四十三块八毛八，实发——六百七十七块一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