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后没几天，
一个关于江天的谣言就不知不觉地四散起来。
谣言是从厂区厕所里长出来的。
那种旱厕，砖砌的蹲坑，墙皮被氨水味熏得发黄，墙缝里塞着用过的烟盒纸。
男人们蹲在坑位上，隔着半人高的矮墙递烟说话，说什么都没人管，也什么人都管不着。
周二上午，
二车间一个姓刘的钳工蹲在第三个坑位上抽烟，旁边是他隔壁工段的工友。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厂里的稀罕事，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宣传科新来的那个人。
“听说了吗？李副厂长家的闺女，跟宣传科那个小白脸好上了。”
姓刘的钳工把烟灰弹进粪坑里。
“废话，全厂谁不知道？食堂里坐一块儿吃饭，办公室里天天送糖水，有人还看见他俩在黑板报前面手柄手画画呢。”
工友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在厕所的混响里显得格外刺耳。
“手柄手？你亲眼见的？”
“我那口子亲眼见的。
她那天去宣传科送报纸，在走廊里看见李知溪端着茶缸子进那小子的办公室，门都关着，好半天才出来。”
其实他没说实话。
他老婆那天根本没去宣传科送报纸，这话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又添了点油加了点醋。
但在这种地方，没人在乎真假。
“啧啧啧。”
姓刘的钳工把烟头扔进粪坑，火星子在污水面上滋了一声灭了，
“我说呢，一个外来的，一来就住四间厢房，上班第一天就单独安排办公室，副厂长亲自带着参观厂区。
你想想，凭什么？”
“凭什么？”
工友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只有在说极其隐秘的事情时才会用的腔调，“就凭那小子长了一张好脸呗。我跟你说，他那工作，他那待遇，他那房子，全是靠皮肉交易换来的。”
这话说完，两个人都沉默了两秒。然后同时发出了心照不宣的低笑声。
隔壁蹲坑里有人咳嗽了一声。两个人收了声，提起裤子走了。
但那个咳嗽的人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记在了脑子里，等回到车间，又添油加醋地讲给了另外三个人。
不到一个上午，这几个段子就传遍了整个二车间。
到了中午吃饭，三车间的人也全知道了。
等到下午下班，连门卫大爷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出“手柄手画画”的细节，好象他当时就站在黑板报前面亲眼看着似的。
这些话语有两条清淅的源头。
一条是许富贵。
许富贵在电影放映这行当里泡了大半辈子，太知道怎么毁一个人了。
他没有亲自下场，只是在供销社跟李秃子喝酒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
“听说你们厂李副厂长家的闺女，跟个刚来的小白脸走得挺近？啧啧，年轻人嘛。”
这话从李秃子嘴里传到供销社其他人嘴里，又从供销社传回了厂里。
另一条是易中海。
易中海也没亲自出马。
他只是在周三下午车间休息的时候，跟几个老工友蹲在废料堆旁边抽旱烟，有人问起江天的事，他就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了句：“年轻人的事，咱这些老家伙看不明白，也管不了。”
然后就不再开口了。
一摇头一叹气，等于是替所有的谣言盖了个章。
到周三晚上，谣言已经膨胀出了好几个版本。
最保守的版本说江天和李知溪在搞对象。
中间版本说江天靠李知溪的关系才进的厂。
最离谱的版本已经编排到了江天其实是李副厂长养在外面的什么人，李知溪只是个幌子，真正的交易发生在更隐秘的地方。
每个版本都有人信。
每个人都信自己愿意信的那个。
因为人们太需要一个解释了。
一个外来的年轻人，凭什么一来就有四间厢房？
凭什么单独一间办公室？
凭什么天天大鱼大肉？
周四清晨，厂区主干道上的大喇叭正在播《东方红》，工人们三三两两往车间走。
江天也走在人群里，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大衣，手里拿着一份刚写完的广播稿，准备送到广播室去。
走到二车间门口的时候，他感觉到周围的目光变了。
平时这些工人看他的目光无非就是好奇、羡慕、嫉妒那几种，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那些目光里多了一层东西，一种意味不明的审视，象是在看一件被粘贴了标签的货品。
有几个年轻的工人甚至当着他的面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低下头去，嘴角挂着一丝暧昧不明的笑意。
江天脚步没有停顿，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但他心里很清楚：有事发生了。
宣传科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中年男人，姓孙，是宣传科的副科长。
他平时是个老好人，说话永远慢条斯理，今天却脚步匆匆，进来以后先把门掩上，然后站在那里搓了搓手，脸上的表情象是在斟酌什么极其难开口的话。
“江天同志，有个事，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也是为你好。”
江天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看着他。
“说。”
“最近厂里……不太平。有些话传得不好听，我作为科室负责人，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
老孙咽了口唾沫，把那些在厂里疯传的话挑最含蓄的版本复述了一遍。
他说得很小心，每句话都加之“有人说”“听说”“据传”，生怕这些脏东西沾到自己手上。
江天听完，脸上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
“谁传的？”
“这个……真不好说。这种东西，你越查越乱，越描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