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区邮局打来了电话。
找到人了。
当年负责南锣鼓巷片区的邮递员，姓郑，已经退休，住在西直门外。
王主任开了第二张介绍信。
这次傻柱也要去。
何雨水没有反对，只在出门前说了一句：
“你要是动手，我以后什么都不告诉你。”
傻柱黑着脸：“我知道。”
三人赶到老郑家时，老人正坐在门口修一只旧收音机。
那老人六十多岁，头发全白，
“何大清。何大清。”
他把这个名字念了两遍。
“保城，厨子，是不是？”
傻柱猛地抬头：
“您记得？”
“那几年往京城寄钱的不少，象他那么勤的，不多。”
老郑放下螺丝刀，眯起眼睛回忆。
“头一年寄得最多。后来少些，但逢年过节总有。”
“信呢？”何雨水问。
“有。”
“写给谁？”
“信封上写的是雨柱、雨水亲启。”
何雨水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每次都是易中海拿走？”
“多数是。”
老郑想了想。
“有时我去的时候，何雨柱不在，院里说他上班。易中海是管事的，又是轧钢厂工人，我就让他代签。”
“后来呢？”
“后来有一回，我说最好让孩子自己签。他跟我说，何雨柱不认这个爹，见信就撕，钱拿到手也会喝酒打架。”
傻柱脸涨得通红。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老郑看了他一眼，叹气。
“现在看，是我图省事了。”
“还有一封信，我没给他。”
“为什么？”
“那天正好碰见你。”
老郑指向傻柱。
“你从院里出来，手上拎着饭盒。我叫你，你没听见。易中海从后面跟出来，说信还是给他。”
“我起了疑心，就把汇款通知单带回去了。”
“那笔钱后来没人按手续来领，退回了保城。”
何雨水立刻问：“是哪一年？”
老郑说了个年份。
江天记下。
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笔异常退回的汇款。
“除了钱和信，还有别的东西吗？”江天问。
老郑看向他。
“你是公安？”
“不是。”
“那你问得比公安还细。”
“细一点，老人家能少背一份糊涂帐。”
老郑沉默片刻。
“有个布包。”
傻柱身体一震。
“什么布包？”
“不是走邮局，是保城那边一个司机顺路带来的。司机找不到何家，问到我。我正好熟这片，就帮他送。”
“包里是什么？”
“没打开。”
老郑道，“外头绑着一双小棉鞋，红布面的，鞋头绣了两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何雨水眼泪掉了下来。
她记得那双鞋。
不，是她记得自己曾经见过一双那样的鞋。
小时候冬天冷，她鞋尖破了，脚趾冻得肿起来。一大妈有一回抱着一双红布棉鞋从屋里出来。
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一大妈看见她，立刻把鞋藏到身后，说是亲戚家孩子不要的。
第二天，那双鞋就不见了。
“包是谁领走的？”她问。
老郑道：“还是易中海。”
屋里没人出声。
傻柱的脸色由红转白。
如果只是钱，他还可以骗自己，易中海也许真的拿去帮他们了。
可一双给何雨水的鞋，为什么没有穿到何雨水脚上？
江天没有追问老郑细节。
老人能记住这些，已经足够。
他请老郑把记得的事情写下来。老郑不会写太多字，便由王主任派来的干事记录，老人逐句确认后按了手印。
离开前，老郑叫住傻柱。
“何雨柱。”
傻柱回头。
“你爹走，是他的错。”
“我当年把信交给别人，也是我的错。”
“可有人拿了信不告诉你，那是另外一笔帐。”
傻柱喉结动了动。
“我知道。”
回院的路上，何雨水一直没说话。
到胡同口，她忽然调转车头。
“去哪？”傻柱问。
“回屋找东西。”
何家这些年的旧东西不多。
母亲留下的木箱，破棉被，几件小衣服，几本何雨柱年轻时的菜谱。
何雨水把箱子全部翻出来。
傻柱在一旁看得心烦。
“你找什么？”
“信封。”
“都多少年了，早烧了。”
“那也找。”
她拆开一只旧鞋盒。
盒底垫着报纸，报纸下面粘着一小片发黄的牛皮纸。
何雨水手指一顿。
她小心把纸揭下来。
那是半个信封角。
上面只剩几行字。
“南锣鼓巷九十五号。”
“雨柱、雨水亲启。”
右侧有一道被撕开的痕迹。
封口处的浆糊颜色比其他地方深。
象是被人拆开后，又重新粘过。
傻柱蹲在她身边。
两个人看着那半只信封，谁都没有说话。
片刻后，何雨水把它放进干净布袋。
“这次，谁说为我们好都没用。”
傻柱缓缓点头。
院子另一头。
易中海站在窗后，看见兄妹二人从屋里出来。
何雨水手里抱着一个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