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他干什么，我一般不说，在厂子的几个主管中，有他也行，没他也行，反正，只要张友良在，其他管事的人在我眼里无足轻重。 一天，村里一个小伙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钱永虎的表弟。我看他手里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厂里那个小伙把我老婆n了，你看咋办哩？不管我就要割了他！”我知道“割”是什么意思，农民一般阉猪叫割。 我一听，有点信不下去：“不可能吧？小沈平时很老实啊。” 提刀的小伙说：“人老实，做的事不老实啊，不信你去问问他！” 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张友良，让他过来处理此事。然后我把沈俊峰叫来，询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结果沈俊峰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话说道：“额给你说，额从来没有弄过这号事……” 但是，当张友良问那个小伙的媳妇时，那媳妇可能挨了男人的打，低着头承认了。 一个不承认，一个承认，提刀的小伙还缠住我们不放手，这事不处理，肯定过不去。于是，我问张友良：“这事怎么办？” 张友良说：“那怂是个土匪，给点钱算了。” 最后就商量来商量去，以2600元了事。 那个小伙因为媳妇和沈俊峰有了那事，拿走了2600元。从此，我们石料厂人再没人敢与村里的年轻人来往了。 无疑，这事给我敲响了警钟：到了他乡投资干事，必须老老实实，沾花捻草、偷鸡摸狗的事儿，千万不能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