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献中，“柴窑”不止一次地作为几大名窑之首出现。 对于“柴窑”之名，普遍的解释是，后周皇帝郭荣本姓柴，应极好某个窑口的瓷器，则将此窑以柴命名，以示恩泽。 明代张应文《清秘藏》有载，论窑器，必柴、汝、官、哥、定。 在上林湖一带的山里，散落着各个年代的瓷器碎片，有些可以确定年份的唐代残片，已经非常薄，完全区别于早期越窑器的厚重稳实。 从遗址发掘出来的，烧制失败的两只叠在一起的碗底来看，这些残片更有可能，是来自普通的窑口。 即便如此，器壁不过三四毫米的厚度，也足够说明问题。 民窑尚如此，那仅供御用的秘色瓷，要达到“莹薄”的厚度，自然问题不大。 而且在五代，制瓷工艺较唐代更精进。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在唐至五代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瓷种，在质量、形制和艺术成就上，可与越窑秘色瓷抗衡。 而“柴窑”，又是代表了这一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两相契合，决定了“柴窑”非秘色瓷莫属的唯一性。 然而，繁华终归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