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言。 因为这事情，是不能解释的。 首先，阁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书舍人的外号，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于官场上，人尽皆知。 而过去知制诰们为了拿润笔费，故意刁难官员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普罗大众都是记得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争辩，就算争赢了，又能怎么样？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张方平、苏颂这两个当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老臣，也都是低着头，不敢发一言。 比起苏辙、曾肇，他们两个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过润笔费的。 尤其是张方平，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屁股根本不干净——当年他甚至在这个事情上，挨过包拯的弹劾！ 其他什么请托、徇私一类的指责和非议，在张方平的仕途履历上，也是数都数不过来。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 除了少数人。 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 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财政的大臣！ 就没一个干净的！ 如今还算好的，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读书人多了，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 换过去，哪怕当朝宰相，在经济上的吃相，也是难看的很！ 为了娶一个富婆，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向敏中、张齐贤） 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程琳）。 最典型的，则是大文豪欧阳修。 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五千匹帛。 于是昧着良心，给程琳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 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 于是，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门生，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对。 只能是为尊者讳，含糊的记下：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 赵煦在现代留过学，看过无数史料。 上上辈子，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个两个三个，在评论、抨击别人的时候，都是大义凛然，仿佛正义化身。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蝇营狗苟，想方设法的捞钱。 一个个在家乡，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园。 不信的话，可以去洛阳看看。 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 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叹道：“祖宗之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