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1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1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1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1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2十4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2十4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1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219），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在此背景下，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其刚愎心态可见1斑。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锄）。”（张）裕遂弃市。--《蜀书周群传-附传》
再看雍茂。
刘备僭号汉中王时（219），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因为基业规模尚浅，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刘）备锐意欲即真（汉中王），（刘）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0陵先贤传》
刘备闻言怀恨在心，找借口杀死了雍茂，因此“远人不复至矣”，大失人心。
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雍茂死后，刘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乃至“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明显被惊吓得不轻。
建安2十4年，先主为汉中王……（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蜀书刘巴传》
张裕、雍茂皆死于建安2十4年（219），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
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
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刘备对叛臣宽厚处理呢？
蜀汉臣僚中，糜芳、黄权、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曾被刘备赦免、乃至“崇待如初”。
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
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
先看糜竺：
糜芳降吴（219）导致荆州沦陷，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
按孟达的话说，便是“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孟达辞先主表》
举例而论，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