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微光中泛着珍珠似的柔光。
“它认得你。”他说。
她没答，只蹲在他身边，也伸出手指，与他指尖相距半寸，悬停在花上方。风过处，两人的影子在砖墙上轻轻交叠，又缓缓分开。
后来，阿砚成了县中学的编外园丁。
没人给他发工资，他也不讨。每日清晨扫操场，上午帮后勤处修剪花木，下午去生物实验室整理标本——他竟还记得初中时阿沅教他的植物分类法：双子叶、单子叶、蔷薇科、豆科他整理得一丝不苟，连标本标签上的拉丁学名都写得工整清晰。
阿沅偶尔路过实验室，隔着玻璃窗看他伏案。他总在专注做事，脊背挺直，侧脸线条沉静。有时她推门进来，递一杯茶，他道谢，接杯时目光短暂相接，又各自垂落。
他们不再提过去。
不提槐树，不提铁皮盒，不提那支没送出的钢笔，不提十年杳然。
他们只谈眼前：
谈今年玉兰开得早，花瓣落满石阶，扫起来费劲；
谈高三（二）班那个总在课堂上画速写的男生，画得真好，可惜偏科；
谈校门口那棵老槐树病了，树干里钻出白蚁，得请人来治；
谈她阳台上新移栽的薄荷，叶子长得太旺，剪下来的梗泡水喝，微辛回甘。
都是琐碎事，却像一针一线，密密缝补着被岁月扯开的裂口。
某个周五傍晚，阿沅批改完作文，发现一篇写《我的故乡》的习作里，有这样一段：
“我家老屋后有片荒地，长满狗尾巴草和蒲公英。奶奶说，那下面埋着我爷爷年轻时种的桃树苗。树没活，可根须还在土里，年年春天，草叶间就冒出几簇粉白小花，像没说完的话。”
她读罢，久久未动。窗外，暮色正温柔漫溢，将操场、围墙、远处山峦，都染成同一片柔和的灰蓝。
她拿起红笔，在文末批道：“土地记得所有埋下去的种子，无论它是否发芽。”
批完，她推开窗。
阿砚正在楼下花坛边，给新栽的紫云英覆土。他穿件洗旧的蓝布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夕阳为他镀上一层薄金，连他低头时颈后微凸的骨节，都显得温厚而沉默。
她没叫他。
只静静看着。
直到他直起身，抹了把额角的汗，目光不经意抬起，撞上她的视线。
两人隔着三层楼的距离，隔着渐浓的暮色，隔着十年光阴与无数未曾出口的言语，遥遥相望。
他没笑，也没招手。只是微微颔首，像回应一个早已约定的暗号。
她亦颔首。
那一刻，晚风拂过，紫云英细小的花朵轻轻摇曳，仿佛整片土地都在无声呼吸。
冬天来得格外早。
一场暴雪封了山路，县中停课三天。阿沅没回家，留在学校整理图书室。阿砚照常来，扛来一捆干柴，在图书室角落生起一小堆火。火焰跳跃，映得满室书脊泛着暖光。
她坐在旧藤椅里，读一本泛黄的《植物名实图考》。他坐在对面小凳上，用小刀削一根槐木枝——准备给图书室那扇吱呀作响的窗做个新插销。木屑簌簌落下，带着清苦的香气。
火光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巨大，安静，偶尔因火苗跃动而微微晃动，却始终不曾分离。
“你为什么回来？”她忽然问，目光仍停在书页上。
刀锋一顿。
“土地在叫我。”他答。
她终于抬眼：“怎么叫？”
“它松了。”
她微怔。
“十年前，我埋下东西，土是硬的，像冻住的河。”他放下小刀，拿起一块软布，细细擦拭刚削好的木销，“去年挖出来，土软了，潮了，底下有虫在动。”
她望着他低垂的眼睫，忽然明白——他不是来找她的。他是来确认，那片曾共同扎根的土地，是否还活着。
而它活着。
以紫云英的方式，以老槐树病枝里萌出的新芽的方式，以她窗台薄荷蔓延的藤蔓的方式，以他掌心未愈的冻疮与新添的茧的方式。
它一直活着，只是等一个俯身倾听的人。
雪停那日，阳光刺破云层，亮得惊人。
阿沅收拾好教案，锁上办公室门，却没往宿舍走，而是绕到操场边那口老井旁。阿砚正用辘轳打水，井绳在石槽里摩擦，发出悠长微涩的声响。
她走过去，从布包里取出两个搪瓷缸子，一个印着红双喜，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
“喝点热的。”她说。
缸子里是姜枣茶，红褐色，浮着几粒枸杞，热气氤氲。
他接过，指尖再次相触。这一次，他没缩回。
她也没抽开。
两人并肩站着，看阳光一寸寸融化井沿残雪，看水波在缸中轻轻荡漾，映出彼此模糊却温存的倒影。
“明天，”她轻声说，“我要去省城参加一个语文教学研讨会，三天。”
他点头：“嗯。”
“你要不要一起去？”
他抬眼。
她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坦荡，像邀请他共赴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春耕。
“我订了两张票。”她补充，唇角微扬，“硬座。听说，沿途能看到大片麦田。”
他喉结动了动，终于，极轻地，点了下头。
风过井台，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飞向远处——飞向田野，飞向山峦，飞向更远、更辽阔的、尚未命名的土地。
火车启动时，阿沅靠在窗边，看站台后退。阿砚坐在她身旁，膝上放着一个旧帆布包。包口微敞，露出一角蓝布——是当年那枚发卡的布料，已被洗得极软，泛着温润的旧光。
她没问。
他也没说。
列车驶出小站，窗外风景流动：灰瓦农舍、结霜的菜畦、枯柳垂岸、冰封的溪流然后，是广袤的平原。麦苗初返青，在冬阳下铺展成一片朦胧的、生机暗涌的浅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