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扣帽甩锅。”
“内地影坛说不定也会像好莱坞和纽约一样，走出商业和文艺的两个电影中心，大家各自发展，承担不同的使命。”
“拿奖的拿奖，赚钱的赚钱，对于文化出海和电影艺术的繁荣都是大有裨益的。”
兵兵恨声道：“那朱大珂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宏位兵吗？”
路老板哑然失笑：“差不多吧。”
“86年他在魔都《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谢进电影模式的缺陷》，批评谢进的电影所恪守的是陈旧的叙事法则，具有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朱大珂把影响中国电影艺术变革，和接受好莱坞文化殖民两顶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这实在太致命了。”
就像刚刚路宽所述，朱大珂、李劼代表的一帮严肃评论界的嘴炮，放在当今时代也许是苍蝇的聒噪。
但是放在当时，几乎毁掉了谢进在好莱坞模式和商业化电影道路上的探索，毁掉了佳片频出的上影厂。
没有人敢再冒着如此大的正智风险继续高歌猛进，中国电影的主流逐渐转向魏晋名士一般的“谈玄”模式——
一味追求哲学理念，忽视情节，反对尖锐矛盾，刻意挖掘人性。
兵兵头靠在身边男人的肩膀上，听他诉说这段“神州电影陆沉”的历史。
“为什么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观众就已经很少走进电影院了？”
“就是因为【讲故事】，这个最简单、最基础的电影准则，被朱大珂那帮评论界人士抨击和污名化了。”
“虽然那以后中国电影在西方频频拿奖，但是内地电影业也迅速崩盘，一直到1994年，国家不得不放开好莱坞影片进入内地，来提振市场，吸引观众。”
兵兵听得百感交集，这简直是太讽刺了！
那个时代的电影人对商业片和讲故事有多排斥？
李绍红曾经接受采访提到，87年北影厂准备试水商业片，名导、大导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他们这帮年轻导演出来挑担子。
结果最后你推给我，我推给你，任务落到李绍红头上。
换做这个时代，一个年轻导演有拍片的机会还不得乐屁了？
结果李绍红连夜找到北影厂厂长胡启明，坐在他家门前就嚎啕大哭：“太欺负人了！你们是要逼死我啊！凭什么让我去拍娱乐片？”
那个年代都把商业片叫做娱乐片，同高高在上的艺术片相比，可见其庸俗和污名化程度之深。
兵兵脑海里想着李绍红在北影厂家属楼前撒泼打滚的模样，噗嗤笑出声来。
她侧头看着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忍不住拿纤纤玉指刮过他细密的胡茬：“中国电影还好有你！”
“啊？这是说大话了，我只是恰逢其会罢了。”
路老板在外人面前吹牛逼，但这事儿确实不敢居功：“2002年张一谋的《英雄》开始，到今年陈开歌的《无极》，这些曾经的先锋电影创作导演，都已经转回到商业片的探索上来了。”
“这不是我或者谁喊喊口号的问题，这是观众和市场倒逼的结果。”
“只要头上没有那顶帽子，我们中国导演讲故事的能力不比任何人差，只是需要把此前几代导演积累的财富重新捡起来而已。”
他有句话没有说出口，有的导演还能够捡起来，但有的导演是捡不起来了。
而这些第五代导演的“反戈”也充分证明了，朱大珂等人当年的恶评行径是多么致命。
从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生生地耽搁了中国商业电影二十年的探索进程。
两人走进酒店的套间，兵兵一屁股坐在青年导演的双腿上，环住他的脖颈，眼神里充满了倾心爱慕。
也许靠着蝇营狗苟的腌臜手段起家的富豪，会令女明星们望而生畏，企图攀附；
但路宽这样有手段更有理想，跨越了一城一地和某行某业，以极高的眼界和胸怀去开创事业和引领思潮的男人，无疑更让大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慕强基因。
“之前不想搭理他们，因为这帮人就是想蹭热度，越搭理越来劲。”
“不过今天谢导的关心让我很感动，等朱大珂再到网络上放臭屁，我一定把他骂个狗血淋头！”
兵兵娇笑道：“下次朱大珂再骂你，我就骂他！给你出气！”
路老板大手已经开始轻拢慢捻抹复挑了。
“美人的嘴怎么能用来骂人呢？”
兵兵轻轻拍了他一记，嗔怪男人话语中的粗俗，又摄魂夺魄地瞟了他一眼：“那用来干嘛？”
路老板大笑：“嗯！”
娇莺婉啭，嘤然有声，一夜鱼龙舞。
在魔都盘桓了两天，路宽回到塘山继续电影拍摄和奥运会开幕式竞标工作。
影片拍摄进度稳步推进，但奥运开幕式方案已经到了需要逐渐定调的时间了。
由于标书制作的繁琐复杂，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问题，不是没有创意，而是创意太多！
这两个多月以来夜以继日的讨论、验证、推翻，尔后又是循环往复，林颖都抱怨起自己发量的骤减。
路宽专门让赵飞带了一天的次要镜头拍摄，专心在剧组旁的奥运小组临时办公室商讨方案确定问题。
确定了路线和基础方案，再在既定的方案中推陈出新，不断改进，否则文无第一，讨论到明年都定不下终稿。
基于导演所需要的美学审视能力，这个决定自然要路宽自己来下的。
助理小李用大背投大致演示了一遍所有的节目概况，创意多达50余种。
传统的《太极》、《水墨》、《春江月夜》、《司南》、《青铜器》、《霓裳》等；
现代的《高空索道》、《大航海》、《互联网》、《五洲梦想》等。
所有人都看着沉思的路宽，等待他的决定。
青年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