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日子”，怎么可能？
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所以，南方士绅对于新政二策的抵制情绪之激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恐怕南方士绅杀赵俣的心都有。
只是，一来，刺杀赵俣，实在太难了，尤其是自从赵俣加强了自己的安保和自我保护以及加强了皇城司、东厂和锦衣卫的权柄了之后。
有些士绅刚有刺杀赵俣的行动，就被这三大情报机构给端了，等待他们的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株连九族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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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刺杀赵俣的代价太大，成功就不说了，一旦失败，就等于是抄家灭族。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活不下去的人才会挺而走险，不惜同归于尽，有钱人顾虑那么多，他们哪敢冒被赵俣灭族的风险？
这才没有士绅刺杀赵俣，至少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没能成功刺杀赵俣。
再说回来。
方腊义军要是打出“清君侧”的口号，诛杀以蔡京和朱冲、朱勔父子为首的士绅，确实能迅速点燃江南百姓心中的怒火，将他们对士绅的积怨转化为支持方腊义军的强大动力，使得方腊义军的行动在民间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此举还能巧妙地避开与朝廷的正面冲突，减少直接对抗皇权的压力。
但不好的一面则是，若方腊义军的实际目标是颠覆赵宋王朝的政权，“清君侧”的口号与真实意图脱节，一旦行动超出“清君”的范畴，容易暴露其野心，失去舆论支持。如唐朝安史之乱中，安禄山虽以“清君侧”为名，但叛乱本质是夺权，后期其口号的虚伪性便逐渐显现。
还有就是，若赵俣真的清除所谓的“奸臣和小人”，比如处置了蔡京和朱冲、朱勔父子，方腊义军就可能失去口号支撑，陷入被动。像七国之乱中，汉景帝为平息事端杀了晁错，吴王刘濞却并未罢兵，反而坐实了反叛本质。
总之，方腊义军以“清君侧”作为口号，在起义初期可能因借“忠君”名义而具备一定动员效果，但能否长期有效，则取决于方腊义军真实目标与口号的契合度。
基于此，对于方腊的想法，打着受招安想法的包康和方腊义军的其他人肯定同意，虽然这“清君侧”也是造反常用的口号。
而对于方腊来说，他要的就是造反，就是自己当皇帝，就是现在把队伍给拉起来。再结合目前包康和方腊义军的其他人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只有“清君侧”这面大旗，能够暂时掩盖他的勃勃野心，成为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权宜之计，暂时解决了方腊义军的最大难题。
紧接着，晋升为方腊头号幕僚的汪公老佛就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建立方腊义军的管理制度，这样方腊义军才能形成战斗力。
同时，汪公老佛给台州仙居县的吕师囊、越州剡县的裘道人、衢州的郑魔王等摩尼教的护法写信，让他们秘密组织教众起兵响应方腊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士绅。
方腊也给苏州的石生，湖州归安县的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的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的陈十四，处州缙云县的霍成富、陈箍桶等写信，邀他们共同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士绅。
包康提出，义军武器缺乏，应从附近的竹林山上砍来毛竹，制作竹枪竹箭，并且要日夜操演，积极的进行战斗训练，以习惯战阵，用以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战斗。
方腊应下，命令方五部、方七部、方百部、卢八郎部、管孙众部、方世宗部，以及方京等率领的一众小股义军，立即去制作竹枪竹箭，进行战斗训练。
汪公老佛则建议，义军将士皆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将来还可以以头巾的颜色区别等级，以便管理。
方腊也让方肥立即照办。
几人群策群力，将之前乱糟糟的方腊义军捋顺。
有了包康和汪公老佛的加入，方腊不仅能稳住他最担心的方腊义军的军心，还奠定了他方腊义军领袖的地位，另外有包康带来的弟子和汪公老佛带来的教徒充当方腊义军的骨干，方腊义军终于有点样子了。
这让方腊看到了当上皇帝的曙光。
很快，方腊自号“圣公”，因为大量的方腊义军将士都打着进则助方腊登基称帝成为开国功臣、退则接受朝廷招安亦不失富贵，所以没有改年号，只是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分为六个等级，起义如燎原烈火，大量南方百姓群起而应之。
发动起义不久，方腊义军的队伍就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方腊义军所到之处，劫富室，杀官吏、士人，将目标放在了贪官污吏和士绅阶层上，并将官吏、士绅的财产散以募众。
在起义初期，方腊义军虽然没有甲胄、缺少兵器，但因为有摩尼教用宗教的形势控制这些在士绅的剥削下实在是活不下去的南方百姓，他们每每与士绅的私人武装或者宋军交战时，都是不畏生死的殊死搏斗，前仆后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海战术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