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皇之的宣读道：
“罪臣孙传庭擅为更改而乱成法，应当定死罪。”
“然，念汝在朝为官颇有功绩，而此举又全系百姓，加之近来四川全省百姓求情，因此降罪量刑，判其革去官职散阶，下放为民，即日起搬出布政司衙门，不得再使用朝臣之权！”
大理寺的燕山官员算是狠狠羞辱了一番孙传庭，尤其是让其立马搬出衙门，并且着重说了不能使用朝臣之权。
这也就是说，孙传庭不能再乘坐驿站的马车，不能在驿站免费休息，所有一切都需要自掏腰包了。
这在孙传庭看来是应该的，他也不屑去做，但由燕山官员口中说出，便带有几分羞辱了。
“孙传庭，你退下吧，不必行礼了。”
周延儒眼看判决下了，连忙抢先开口让孙传庭离去。
因为他如果不开口，那么让孙传庭自领判决的话，按照《大明律》，孙传庭身为草民，是需要跪下行大礼接令的。
或许看着孙传庭跪下，燕山官员会很舒服，但陆文昭和李永贞就会觉得很打脸了，而周延儒和温体仁也会背上一口羞辱孙传庭的黑锅。
周延儒这种人，只有他让人背锅，不可能有人让他背锅，因此他特意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既然如此，草民告辞！”
没有半点犹豫，在周延儒做台阶的时候，孙传庭便作揖便转身离去了，免了跪下的羞辱。
大理寺官员看在眼里，心里虽然生气但也没有办法，毕竟周延儒都发话了。
“让人去监督他，别让他把属于衙门的东西带出去。”
虽然堂上无法羞辱人，但那燕山官员还是开口很大声的派人去监视孙传庭。
他那话里羞辱的意味，众人都能听得出来，但却没有几个人劝谏。
燕山派是后起之秀，而且每年入官场的数量庞大，大明五十余万官员，有六成都是燕山出身。
也好在他们虽然政见和齐王府有时不合，但总体还是得依附齐王府，毕竟朱由检给了他们读书为官的机会。
因此，他们虽然要泄恨，但也不可能派人故意找事，最多也就如眼下般，羞辱羞辱孙传庭了。
从这点也能看出，燕山官员虽然势大，但大多年轻，年轻气盛之下，根本不考虑后果。
同样被孙传庭巡抚而折损大半官员的顾党就没有他们那么冲动，再怎么恨孙传庭，他们却也还是清楚，孙传庭只是一时下去，迟早还要登临高位，眼下羞辱太过，必会导致其事后报复。
“传刘余佑，潘士良！”
或许是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大理寺的燕山官员对门口开始宣传，而宣传的对象便是刘余佑和潘士良。
周延儒和都察院的顾党官员纷纷看向他们，而他们则是面上波澜不惊，心中轻嗤。
传旨太监的话，早就传遍了六司，齐王让周延儒谋国先谋身，而君子谋国，小人谋身，这岂不是变相让周延儒做小人把刘余佑和潘士良给收拾了？
既然齐王这么说，那就说明了刘余佑和潘士良不能活，既然不能活，那便只有死了。
所以，大理寺的燕山官员都在等着看戏，等着周延儒宣判刘余佑和潘士良死罪。
不止是他们在看戏，便是温体仁一派的刑部官员，以及锦衣卫的陆文昭，内廷的李永贞等人都在看戏。
只是他们觉得他们能看戏，但周延儒却不准备让他们看戏。
很快，身着布衣的刘余佑和潘士良便现身在了堂上，而二人面对六司官员并为露怯，而是直挺挺的站着。
他们之所以不露怯，是因为他们知道都察院官员都是顾党官员。
他们自然也知道齐王想让他们死，但问罪的人是顾党的人，顾党的人自然不会杀他们。
“刘余佑，潘士良其罪有十三……”
都察院的顾党官员站了起来，老神在在的说道：
“其一，治下不严，致全川各府官员贪腐成性。”
“第二，玩忽职守，致成都兵马司、衙役为非作歹。”
“第三，不查之罪，未曾上奏四川御马监、锦衣卫与士绅勾结，侵吞军屯田。”
“第四，赈灾不利，各府流窜灾民，致使民不聊生，百姓难安。”
“第五……”
一条条罪证被都察院的人说出，看似在问罪，实际都在为二人开脱。
说来说去，都是在说二人能力不足，而没有说到贪腐和纵容士绅这两点上去。
从头到尾都是在说二人玩忽职守，能力不足，导致下面的人和士绅勾结。
明明和士绅勾结最厉害的就是这两人，这两人却似乎成为了两个倒霉蛋，与各种事情毫无关系。
这样的问罪词，显然不是出自普通顾党官员之手，而是……
大理寺的燕山官员和刑部的浙党官员纷纷隐晦看了一眼坐在高位的周延儒，而李永贞也忍不住看了一眼。
唯二能忍住气的，便是陆文昭和温体仁了。
只是陆文昭是在强忍，而温体仁已经在偷笑了。
温体仁毕竟手段老练，周延儒的问罪词一出来，他就知道对方想干嘛了。
定死罪，既让顾党寒心，自己又要被顾党问责。
定活罪，又失了齐王殿下的脸面，下一届入阁难说。
左右都得罪人，那干脆把事情闹大些，罪名大，而量刑小，把事情捅大，让上面的人头痛。
周延儒是以进为退，这些个罪名交上去，按照《大明律》的《吏律》来惩处的话，罪刑判决可轻可重。
轻在于每一项都不严重，并且每一项都存在一定的重复，顶多也就是连降六级。
重在于，每一项罪责的后面都标注了牵扯的事情，看上去十分严重，完全可以加重处罚。
问题出来了，六司会审这种事情，从未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出现过，作为六司审官，如果周延儒自己判决加重罪刑，那么就给后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这种头他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