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伪装成‘东南亚科技公司’，说做‘金融数据分析’，年薪两百万。”危暐说，“我知道可能有问题，但对方承诺‘不直接参与违法活动’，而且……我需要钱。我对自己说，就干两年，赚够钱就收手。”
张帅帅接着出庭，他带来了技术演示。
大屏幕上，出现危暐设计的“智能诈骗管理系统”界面。复杂的数据流、算法模块、话术库、心理模型，组成一个精密而恐怖的犯罪机器。
“这是系统的核心模块：‘目标画像引擎’。”张帅帅操作演示，“它从互联网上搜集个人信息碎片——医疗记录、消费数据、社交动态、工作信息，然后拼凑出完整的人物画像。比如张坚先生，系统分析出他：五年高血压史、三个月后退休、儿子在北京、个人消费节俭、工作认真负责。”
屏幕上弹出张坚的“画像报告”，详尽得令人毛骨悚然。
“根据这个画像，系统推荐了最优诈骗方案。”换界面，“方案a：冒充上级+纪委测试。理由：此类目标对组织忠诚度高，对‘党性考验’敏感，可利用其责任感和退休焦虑。”
旁听席上，许多老人开始流泪——他们理解那种“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心态。
程俊杰演示资金流转部分：“钱一旦进入指定账户，系统自动启动洗钱程序。通过加密货币、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方式，最快九分钟可以出境。张坚先生的2300万，在1小时47分钟内完成全部转移和洗白。”
沈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系统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它不利用人的贪婪——传统诈骗那样，而是利用人的责任感、爱心、恐惧感。张坚先生被骗，不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太负责任；李秀娟女士被骗，不是因为她愚蠢，是因为她太爱女儿。”
曹荣荣补充：“更严重的是，系统设计了‘心理崩溃预警’机制。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提示操作员‘目标可能崩溃，建议缓解’。但在张坚案中，操作员无视了警告，继续施压。而危暐作为系统设计者，在后续优化建议中写的是‘优化阈值算法’，而不是‘增加强制终止机制’。”
法庭陷入死寂。技术证言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不是冲动犯罪，是精心设计、系统化执行的屠杀。
（四）死者家属陈述：九个破碎的世界
下午两点，庭审进入最残酷的环节：九名死者家属的陈述。
周正明法官特别允许他们坐着陈述，并安排了心理医生在场。
第一个是周老伯。他颤巍巍站起来，手里握着儿子的照片。
“我儿子是语文老师，二十八岁，准备国庆结婚。”老人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被骗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爸，婚可能结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钱被骗了。我说钱没了再赚，人没事就好。他说‘可是小玲（未婚妻）家里不同意了’。”
老人停顿，努力控制情绪：“第二天，他照常去上课，给学生讲《背影》，讲父爱。下课回家，喝了农药。遗书上写：‘爸，我对不起你，把你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弄丢了。小玲走了，我也没脸活了。’”
他看向危暐：“我儿子教《背影》，教学生要感恩父母。可他死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这世道，怎么成了这样？”
第二个是李秀娟的妹妹，抱着姐姐留下的婴儿。
“我姐查出乳腺癌早期，本来可以治。但她把钱都留给女儿治病，自己放弃治疗。”年轻女子泣不成声，“外甥女的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她配型成功，但没钱做手术。诈骗集团冒充‘慈善基金会’，说可以资助五十万，但要先交五万保证金。那是她最后五万块钱。”
婴儿似乎感应到母亲的悲伤，开始大哭。法警拿来奶瓶，但婴儿拒绝，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钱打过去，人就消失了。我姐去公安局报案，民警说钱很难追回。她回到家，给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写了遗书，跳了江。遗书上写：‘妈妈没用，救不了你。妹妹，孩子托付给你了。’”
她死死盯着危暐：“我外甥女现在三岁，每个月要花两万多医药费。我问你，你的系统优化了，赚钱了，我外甥女的命，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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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赵先生，他父亲是退伍军人，被“以房养老”骗局骗走房产。
“我爸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腿上还有弹片。”赵先生声音硬邦邦的，“他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不说自己被骗，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不起老兵的脸。他在大桥底下住了三天，说‘没脸回家’。第四天，清洁工发现他时，身体都僵了，手里还握着我的照片。”
他站起来，指着危暐：“我爸战场上没死，死在你们这些骗子手里！你们比敌人还狠，敌人要命，你们要命还要脸！”
九个家庭，九段陈述。当最后一个家属说完时，法庭里已经泪流成河。连法警都在偷偷抹眼泪。
危暐全程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一度达到140，血压飙升到危险值。医生准备介入，但他摆手拒绝。
当家属陈述全部结束时，周正明法官问：“被告人，你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镣铐哗啦作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直起身时，他满脸泪水。
“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罪，用我的命也还不清。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