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词汇的选择，不仅是为了本土色彩，更是对普通话单一美学标准的挑战。这种尝试与沃尔科特用克里奥尔英语写诗一样，旨在证明真正的诗性可以也应当存在于任何活的语言中。粤语的声调系统（九声六调）为诗歌提供了比普通话更丰富的音乐性可能，"灵犀烁烁……"中的韵律效果只有用粤语朗读才能完全体会。
最终，《诗国意象》指向的是诗性救赎的可能。在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着名论断之后，诗歌如何继续存在？树科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意象的重新圣化。从"微生"到"爷爷"的意象链条，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足以对抗现代性碎片化的诗性整体。这种努力与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设想的艺术救赎功能不谋而合——艺术应当保存那些被现实原则压抑的感性真理。诗中那些看似不相关的意象，通过粤语这一媒介获得了本雅明所说的"灵光"，使读者在语言的神秘体验中，重新感受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性。
《诗国意象》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以如此短小的篇幅承载了如此丰富的诗学维度。树科通过粤语意象的精心配置，完成了一次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首诗证明，真正的现代性不在于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在于对传统符号的重新编码。在这个意义上，《诗国意象》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部微型的诗学理论，它暗示着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可能路径——扎根于方言的土壤，向世界开花的可能。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价值在于其"非同一性"的抵抗，树科的诗正是通过粤语与意象的独特结合，抵抗着文化同质化的洪流，为汉语诗歌开辟了一片充满可能性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