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诗何以安身立命？
（二）技术理性与诗性的博弈
诗中宇航员与医生的对话，本质是技术理性与诗性的博弈。技术理性追求确定性（“我嘟冇见过”），诗性则拥抱不确定性（“神？”）；前者将世界还原为数据，后者将世界升华为意象。树科在此展现出惊人的诗学智慧：他未简单否定技术理性，而是通过方言的韵律（如“嘟”字的重复）将科学话语转化为诗性材料。这种转化策略与朱光潜“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的观点形成共鸣——当技术理性侵蚀诗性时，诗学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吸收科学话语，在博弈中重建自身。
（三）重建诗学：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向
《神？》的终极意义，在于推动诗学从神性崇拜向人性关怀的转向。当诗人让宇航员与医生在庙宇前对话，他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诗学场域——神性不再高居庙堂，而是散落于市井方言、科学术语、职业对话之中。这种转向与儒家“诗言志”传统形成深刻对话：从《尚书》“诗言志”到《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诗学始终强调诗与人的关联；而树科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关联扩展到现代职业语境，使诗学成为记录时代精神变迁的“活化石”。
四、诗学范式：粤语诗学的现代性突围
（一）方言诗学的合法性建构
《神？》的出版，标志着粤语诗学正式进入现代诗学视野。长期以来，方言诗因语言壁垒被排斥于主流诗坛之外；但树科通过以下策略突破了这种局限：其一，以“神”这一普世命题为切入点，使方言表达获得跨文化共鸣；其二，借鉴西方现代诗的语言实验（如复沓结构、语义模糊），提升方言诗的艺术性；其三，通过职业对话的场景设置，使方言成为记录现代生活的有效载体。这种建构策略与朱光潜“中西诗学融合”的理念一脉相承，为方言诗学提供了可复制的现代性路径。
（二）声音诗学的维度拓展
树科对粤语声韵的极致运用，开创了声音诗学的新维度。他不仅关注字音的声调搭配（如“神”与“冇”的声调对冲），更注重语调的戏剧性（如“神？”的上扬语调）。这种对声音的敏感，与亚里士多德“图像快感”理论形成跨时空呼应——正如古希腊人通过视觉文本追求快感，树科通过听觉文本构建诗学宇宙。其声音实验的激进性，甚至可与宋代“词为艳科”的传统形成对比：当古典词人通过“宫调”规范声音，现代诗人却以方言的自由韵律解构声律，在破坏中重建新的声音秩序。
（三）诗学共同体的想象
《神？》的结尾未给出明确答案，但这种开放性恰恰构成了诗学共同体的邀请函。当诗人将“神”的问题抛向读者，他实际上在召唤一个由宇航员、医生、诗人、读者共同参与的对话场域。这种共同体想象与儒家“诗可以群”的传统形成共鸣——从《诗经》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到现代诗的“为人生而艺术”，中国诗学始终强调诗的社会功能；而树科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功能扩展到跨职业、跨方言的维度，使诗学成为连接不同群体的精神纽带。
结语：在诗学的裂缝中寻找光
《神？》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解构了神性叙事，更在于它在解构后重建诗学的勇气。当树科让宇航员与医生在庙宇前对话，他实际上在诗学的裂缝中点燃了一盏灯——这盏灯既照亮了方言诗学的现代性道路，也映照出人类在神性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望。正如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言：“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而《神？》的启示在于：诗不仅是趣味的培养，更是存在意义的勘探——在神性缺席的时代，诗学自身便是那照亮黑暗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