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方言与记忆的棱镜
——粤语诗《九三吟》的历史叙事与诗学张力
【摘要】本文以粤语诗《九三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方言诗学、历史记忆的建构策略及战争书写的伦理维度，探讨方言诗歌如何以语言的地方性抵抗记忆的同质化。诗中粤语词汇与文言句式的碰撞形成时空叠影，俚俗与典雅的张力重构了抗战记忆的微观叙事，在看似直白的复仇叙事中暗藏儒家伦理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对话。
【关键词】粤语诗；战争记忆；方言诗学；伦理叙事；文化抵抗
一、方言的政治：语言锚点与记忆场域的建构
《九三吟》出现在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的特定空间，其粤语书写本身即构成一种文化宣言。当“日本鬼”呈现时，相较于普通话的“鬼子”，保留了《广东新语》中“鬼佬”的民间詈称传统，这种方言词汇选择绝非偶然。明清以来粤语作为“存古程度最高的汉语方言”，其入声韵尾（如“恶”天然携带中古汉语的战争记忆编码，与纪念馆的地缘性形成互文。
诗中“喺”作为粤语特有系动词，在“喺仁德”中构成哲学双关：既指向儒家伦理的空间存在（“在仁德”），又暗合粤语疑问句式（“是仁德吗？”）。这种语言特性使抗战记忆摆脱官方叙事的单一声调，正如雷州歌谣《打日本》中“倭奴逞暴”与“雷公劈佢”的民间诅咒，方言成为抵抗历史遗忘的语音堡垒。
二、时间修辞：循环史观与创伤记忆的仪式化
三、殖民记忆的幽灵：东亚现代性中的暴力谱系
“东洋仔-西洋佬”的称谓链值得深究。粤语“仔”既含轻蔑又带亲昵的矛盾语义，恰如战后香港对日侨的复杂态度；“佬”则延续广府对西洋人的俚称（如“红毛佬”）。这种命名策略解构了殖民话语的崇高性，将侵略者拉回市井生活的评价体系。
更深刻的是对暴力谱系的追溯：“狼嘅心/魔嘅毒”借用粤巫文化中的邪祟意象（“魔”特指《粤大记》中海外恶灵），暗示侵略本质是现代性包裹的前现代野蛮。这种民间宗教视角，与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批判的“近代超克”论形成奇妙呼应——当西方现代性遭遇东亚传统，诞生的不是文明升华而是恶魔返祖。
四、仇恨伦理：集体记忆的情感辩证法
这种伦理立场贴近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却以粤语特有的市井智慧软化教条感。就像客家山歌《骂倭行》中“杀尽倭奴正有爱”的悖论修辞，民间诗学始终拒绝将抽象爱与具体正义剥离。诗人通过方言土语的肉身性，守护了历史创伤的情感真实性。
五、声律抵抗：粤语韵部的战争回响
从音韵学角度考察，全诗押粤语“aan”韵（三、善、恶、德、佬、毒、爱），该韵部在《广州话正音字典》中与“艰难”“悲叹”类词汇同韵，天然携带情感负重。尤其“恶”与“德”语中本同属德韵（拟音?k），今音分化却仍在诗中强制押韵，形成古音与今音的时空交错。
朗诵时的声调变化更构成微观叙事：首段去声（日、本、鬼）密集如警钟，中段转入平声（初、善、德）暗示伦理沉思，末段仄声收束（恨、爱）形成情感爆破。这种声调叙事学延续了粤讴《解心事》的声腔传统，使诗歌既是文本更是声音纪念碑。
《九三吟》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证明方言诗歌不是民俗标本，而是活的记忆装置。当标准化叙事试图熨平历史褶皱时，粤语声调里的尖锐棱角，恰恰守护了创伤记忆应有的刺痛感。在文化全球化与历史虚无主义双重夹击下，这种带着泥土和血痕的方言诗学，或许正是我们抵抗记忆熵增的最后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