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一个追问本源。
相较于某些实验诗对语言形式的极端追求，树科的方言书写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其诗中“茶楼点心的蒸笼”与“地铁安检机的传送带”等意象，始终扎根于广州的城市经验。这种现实关怀，使方言诗学避免了陷入纯形式游戏的危险，保持了诗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尽管树科的创作展现出方言诗学的巨大潜力，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诗人用“叻人”指代聪明者时，非粤语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其语义。这种语言隔阂在《诗国行》的跨地域传播中尤为明显。解决方案或许在于建立方言诗学的“双层编码”系统——在保持方言特色的同时，通过注释或语境铺垫实现意义的可译性。
诗中“八卦图腾”与“玻璃幕墙”的并置，虽创造了审美张力，但也存在文化符号拼贴的风险。真正的突破应如艾略特所言“传统是历史意识对自身的不断修正”，即在深入理解传统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转化。树科对“龙图腾”的诗性重构，已展现出这种努力的雏形。
当前方言诗学研究多借用西方理论框架，缺乏自身的话语体系。树科的创作实践提示我们，或许可以从《文心雕龙》的“风骨”论、《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中汲取资源，结合方言的语音、语义特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言诗学理论。
树科的粤语诗集《诗墙》与《诗国行》，以方言为刃剖开了现代性困境的硬壳。其诗学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濒危的方言文化，更在于通过拓扑学的意象重构，为当代诗歌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下“我们推倒砖墙\/却筑起心墙”时，既是对文化隔阂的批判，亦暗含着突破困境的希望——正如那面斑驳的诗墙，在物质衰败中孕育着新的文化生命。
在这座诗国迷宫中，每个方言词汇都是通向诗性宇宙的虫洞，每次拓扑变形都是文化基因的突变。树科以诗人的直觉完成了哲学家的使命，让我们在方言的韵律中触摸到文明的心跳，在意象的拓扑中看见诗性的永恒。这种创作实践证明，方言不仅是语言的变体，更是文化主体性的最后堡垒——当全球化的浪潮试图抹平所有差异时，方言诗学恰似那面斑驳的诗墙，在风雨侵蚀中依然坚守着文化的基因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