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电子的芯片设计实验室里，机器的低鸣声此起彼伏。
周红兵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指着上面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对张伟豪说：
“这就是我师傅，倪总工程师 ， 当年媒体称他是‘芯片界的唐吉坷德’，明明知道研发之路难如登天，却偏偏要带着我们跟国际巨头较劲。”
张伟豪接过照片，看着照片里眼神坚毅的倪总工程师，又看向眼前的周红兵，轻声问道：
“你之前说，70 到 80 年代，我们的光刻机技术也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是啊，张总，这可不是空口说的。” 周红兵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又藏着几分遗撼，
“1978 年，清北大学就成功研制出第四代分布式投影光刻机了，分辨率能做到 3 微米，跟当时国际上的主流技术差不了多少。
那时候师傅总跟我们说，再咬咬牙加大研发，用不了十年，咱们就能追上国际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他们。”
说到这里，周红兵的眼神暗了暗。
他想起在某想的那些年，心里满是无奈。
“自从师傅离开后，我在某想的部门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原本的芯片设计主业被丢到一边，我天天干的都是芯片选型、系统集成、硬件优化的活儿，跟‘自主研发’半点不沾边。
那时候我总在想，难道这辈子都要跟在别人后面‘捡现成’，再也做不出自己的芯片了？”
直到接到西部电子的邀请，我的人生才重新有了转机。
“当时陈航总找我谈，说西部电子要做自己的芯片，给的条件没的说：
解决魔都的住房，落户口，承担所有生活成本，还给高薪，就干一件事 ，专心设计芯片。”
周红兵的语气又鲜活起来，
“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为别的，就为能重新捡起老本行，圆师傅当年的梦。”
他指了指实验室里正在运行的设计软件，笑着说：“i one 芯片的设计我也参与了，虽然主要技术是德州仪器的工程师主导，
但能跟着他们一起讨论架构、优化性能，那种‘造芯片’的感觉，跟当年和师傅一起攻关时一模一样。”
张伟豪听着，心里五味杂陈，又追问：“那咱们当年的技术落后，说到底还是研发费用不够？”
“不全是钱的事。”
周红兵摇了摇头，语气变得沉重，“那时候刚好赶上改革开放，‘造不如买’的思潮特别盛行。
很多研发机构发现，从国外买的设备和技术直接就能用，很快就能见到收益；
可自己蒙头研发，不仅要砸很多钱，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回报。
为了生存，大家只能先‘买’，一开始还想着‘买归买、研发归研发’，可后来发现，买来的东西又好用又能赚钱，研发的事就慢慢被搁置了。
大家都觉得，只要能挣到钱，就没有买不来的技术。”
“直到后来被技术管制，大家才慌了神。”
周红兵叹了口气，“2001 到 2002 年，光刻机才重新被列入国家 863 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可这一耽搁，就是近二十年啊。
人家在这二十年里不停往前跑，咱们却停了下来，差距就这么一点点拉大了。”
实验室里的机器还在运转，周红兵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芯片设计参数，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有您这样愿意砸钱搞研发的老板，有西部电子这样专注芯片的平台，
我们这些老芯片人，终于又有机会把当年没完成的事捡起来了。
就算这条路难，我们也愿意跟着您一起拼。”
张伟豪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满是触动。
他知道，华夏芯片产业的崛起，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个象周红兵这样的工程师，带着对技术的执念，一点点追赶、一步步突破。
而他要做的，就是给这些 “追光者” 搭好舞台，让他们能毫无顾虑地，把当年的遗撼，变成未来的希望。
听到 “技工贸” 与 “贸工技” 之争，张伟豪了然地点点头：“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当年在行业里算是大分歧了。”
周红兵没接话，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工程师，他比谁都清楚这场争论背后的无奈。
张伟豪看着他的神情，缓缓开口：“其实这件事，真不好简单评判对与错。”
他顿了顿，斟酌着语气，“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很多企业刚经历动荡，家底薄、资源少，活下去、挣到钱才是头等大事。
‘贸工技’的路子，靠贸易积累资金、靠代工熟悉产业，确实能让企业快速站稳脚跟，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选择 ，
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谈长期技术研发，确实有些不切实际。”
就象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行业一样，大家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优先解决 “有没有” 的问题，再去考虑 “好不好”“强不强”。
张伟豪很清楚，站在后世的角度，很容易因为 “技术落后” 的结果去否定当年的选择，但如果把自己放回那个物资匮乏、资金短缺的年代，未必能做出更优的决定。
“但从长远来看，‘贸工技’的路径确实让不少企业陷入了‘路径依赖’。”话锋一转，语气多了几分凝重，
“习惯了靠买技术、做代工挣钱，就很难再沉下心来搞研发，毕竟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远不如贸易来得快。
时间一长，内核技术始终掌握在别人手里，等到后来国际环境变化、技术被卡脖子，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底气，这确实是当年选择留下的隐患。”
周红兵听到这里，忍不住点头：“张总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