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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昶却比任何人都清楚，献城之后，他在庐江一呼百应的日子结束了。
兵权自不必说。庐江原本有常备军近两千，一旦遭遇强敌，凭借周昶的威望，还能迅速动员数倍于此的乡勇，军政一体，皆操于他手。
乡勇已被石山以“有误农时”为由发放钱粮，就地遣散。常备军则统一接受红旗营的整编，整编后军事长官也是石山的心腹将领。县令若无元帅府军令，连军营都不得擅入，更遑论过问军事。
军政分离，本是新朝鼎革中央集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他周昶这般军政一把抓，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本就是元廷对地方失控的畸形产物。
稍有见识的雄主，都绝不可能允许这种滋生军阀的土壤继续存在。被剥夺军权，周昶虽有些失落，却也有心理准备。
真正让他感到不适甚至隐隐不安的，是石山在民政上推行的那些大刀阔斧的变革。
红旗营以“正税免捐”为口号，一举废除了由地方官府自行征收的各种“杂捐”“常例”。此举大快民心，却也让地方官府的运行状态跟着剧烈变化。
最直接的冲击便是：没了这些“小金库”的灰色收入，以往那些由地方自行处理的迎来送往、吃喝接待，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难以维系。
更关键的是，维持官府正常运转的日常公务开支——小到笔墨纸砚、灯油炭火，大到修桥补路、赈灾济贫——都需要先做预算，层层上报至元帅府户曹审批拨款。
事办完了，每一笔开销还得有帐目凭证，等着户曹派来的算吏来核算对帐。
为了保障这套制度运行，元帅府必然要维持一支专业队伍，这又增加了行政开支。元帅府不可能凭空变出钱，这些财政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地方。
石山并非不体恤地方，相反，他极为重视民生建设，给庐江等新附之地预留了不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设立义仓等公益项目的预算。
官吏们依然能从这些项目中经手银钱，理论上仍有“花活”可做。
但有了预核算制度这把悬顶之剑，就得时刻防着“邻县三百贯就能办好的事，你县为何用了一千贯还没见成效”这样的对比质询，谁还敢象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一旦被户曹算吏揪住尾巴，轻则申斥罚俸，重则丢官下狱。
再比如，那些原本依附于元廷苛捐杂税体系而生的庞大“杂役”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失业了。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馀。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象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