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州事，能力自是不用说。
但石山招降此人并非爱才，也不是非收揽史文彬不可，而是借此释放愿意招降纳叛的政治信号。
只要史湘应下此事，无论史文彬降与不降，石山的目的都已经达到。
符葆则是丹徒县豪强的代表。去年，徐宋红巾军搅乱整个江南，此人便响应元廷号召，组织团练。
其麾下“符家军”有一定的战力，倚仗地利，惯于袭击起义军的粮道，曾与史舜安、张德等豪强武装联手，平定了攻入镇江的徐宋起义军残部，获得元廷授予的“义兵”千户官身。
待到石山率红旗营主力渡江，兵锋直指浙北时，庆童再次以高官厚禄驱使这些地方武装为元廷效力。
结果，这些豪强面对红旗营这等真正的精锐之师，便被打出了原形。
史舜安见机快，赶在红旗营正式攻城前主动请降，却被王宗道揪住屠杀义军俘虏之事不放，被强行拆散宗族，大半族人被迫迁徙外地；张德自恃勇武，负隅顽抗，被王弼麾下猛将邓友隆阵斩于乱军之中；
符葆则审时度势，在败局已定前果断投降，并交出了全部私兵，以此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
石山深谙“恩威并施”之道，既然镇江本地的刺头已经被拔除，剩下的也被打服，自然该适当施恩，加以利用。
否则，若初期只有史氏旁支得到任用，假以时日，难保镇江不会再形成史氏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行辕中，石山仔细考校了符葆的见识与才干，见其对本地情弊颇为了解，行事也知进退，便当场授予其红旗营指挥使之职。
此举既是对符葆本人的安抚，更是做给所有观望的镇江地方势力看，以进一步稳定本地人心。
李善并不是本地人，而是元廷委任的丹徒县尹。
此人在任数年，为政宽简，颇能抚民，在地方上口碑不错。城破被俘后，李善也以“忠臣不事二主”为由，拒绝向红旗营投降。
新任镇江知府王宗道认为此人政声尚可，杀之无益，便一直将其关押，等待石元帅亲自处置。
石山看着堂下虽经囚禁却仍努力保持仪容气度的李善，心中并无太多招揽的迫切。
在他的规划中，庐州路兴办的乡学、县学乃至合肥书院（由叶兑主持），以及羽林营中快速成长的少年们，正在系统性地为他培养属于自己的人才梯队。
待红旗营全取浙北，石山建国称王之后再开科取士，人才匮乏的局面将得到根本缓解。
因此，对于这些政声尚可但思想僵化的旧元官吏，他向来秉持着“可用，但不强求”的态度。
同史文彬一样，无论李善投降与否，石山只要该走的程序走到就行。
他温言询问了李善的境况，随后阐述了自己的抱负与当前天下大势，招揽之意自明。
李善被关押多日，其实内心早已经动摇。他深知即便石山放了他，元廷也未必会饶过他这失城之臣，此生仕途恐怕就此断绝。
数十年寒窗苦读，抱负未展，岂能甘心？
如今石元帅亲自给出台阶，他若再不识抬举，便是自绝于前程了。
于是，李善顺势下坡，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石山便顺水推舟，命其官复原职，仍任丹徒县令，协助王宗道治理地方。
在招揽这些地方人才的同时，石山也在不动声色地考察着王宗道外放后的表现。
虽然红旗营占据镇江时日尚短，但一路行来，可见丹徒、丹阳两县（金坛不顺路，没有亲至）市井秩序已大致恢复，商铺照常营业，百姓脸上也很少见到战乱后的惊惶。
这固然首要归功于红旗营的严格军纪，严禁扰民，但王宗道在安民、抚民、恢复本地社会秩序上的用心，也可见一斑。
石山心中暗许，只要这般状态能维持半年，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在红旗营治下生活更能得到保障，那么即便日后元军反扑回来，本地百姓也会自发配合红旗营，抵制这些不做人的“侵略军”。
战事紧急，石山自不能在镇江府久留，勉励王宗道等人再接再厉后，他便率军继续东进常州府。
常州府虽然体量远大于镇江，但因元廷战略放弃，庆童提前收缩兵力，导致红旗营东进时几乎未遇象样抵抗，可谓传檄而定。对此地的安抚工作，相对而言也更简单。
在此期间，石山接见了朱道存、马治、周砥、莫天佑、吕敏等一批士人豪强。
其中，朱道存为蒙元朝堂任命的江阴州州尹。
江阴本是锁钥长江的江防重镇，州尹责任重大，却因朱道存疏于防务，被刘聚所部一击即破，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常州路乡勇士气崩溃，望风而降。
他深知失城罪重，被俘后未做太多尤豫便投降了红旗营，并积极协助刘聚接收城池，期待能够得到石元帅的赏识。
此后，石山调整常州路行政区划，降江阴州为县，并入常州府，任命经历司经历夏茂为县令，却将朱道存闲置起来，未予安排新职，只是让他与夏茂搞好交接。
这些时日里，朱道存如坐针毯，眼见昔日同僚或降或走，皆有安排，唯独自己前途未卜，日夜忧惧，生怕石山哪天想起他来，便是一道清算的命令。
前线将帅每攻陷一座城池，除了要及时向元帅府汇报本方斩获、战损和战斗经过外，还要汇报敌方官员去留等问题。
石山早看过江阴战报，自然知道朱道存的存在，此举就是故意为之。
元制，直隶州（由行省或宣慰司直接管辖）主官称为“州尹”，从四品；属州（由路、府管辖）主官称为“知州”，正五品。
朱道存虽说是城破后才投降，但能力一般，继续放在江阴不放心，又是“从四品”的高官，虽说投降后肯定要降级使用，但先晾他一晾才更好安排。
果然，当终于得到石元帅接见的消息时，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