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不法”，主要负责监督地方州县官员，防止权力滥用、吏治腐败。
至于红旗营中枢存在的问题，石山认为眼下尚未正式建国，首要任务是凝聚人心，积蓄力量，不宜让杨维桢这等性情耿直，不看对象便直言极谏的“直臣”过早介入，以免搅乱了局面。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元帅府的架构尚且精干，有他亲自坐镇盯着，即便有些许问题，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而说起建国，更是近些时日来萦绕在元帅府内最重大的议题。
如今的红旗营，疆域横跨长江南北，实际控制徐黄、淮南、江浙十馀路府，影响力更辐射至张士诚、方国珍等周边势力，已是天下公认的第一反元力量。
在徐宋政权已然复灭的当下，无论石山个人是否愿意扛起领袖天下豪杰反元的大旗，元廷都必将视其为下一个必须倾力剿灭的头号目标。
自石山返回江宁这些时日，麾下文武官员已正式联名劝进了两次，言辞恳切，理由充分，无非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克定祸乱，非王不可”之类。
只待完成“三劝三让”的古礼程序，便可顺理成章地正式建国称王。
这“三劝三让”并非是虚应故事。
它既是一种政治仪式，用以彰显“民心所附，众望所归”，避免给人以急不可耐、篡逆自立的观感；同时，也是一次对内部队伍团结度和忠诚度的检验与展示。
简单来说，谁参与了劝进，石山未必能一一记住；但谁想置身事外，甚至明确反对，那必然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石山称王建国已是形势使然，水到渠成的事，麾下众人或主动或被动，都明白这是大势所趋，顶多有人反应稍慢半拍，倒还真没人在这时候扫兴唱反调。
石山之所以没有立即欣然应允，除了遵循古礼程序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礼曹知事夏煜所拟议的几个国号都不太满意。
夏煜学问渊博，引经据典，先后提出了“晋”、“齐”、“宋”、“吴”等国号备选。
例如“晋”，理由是历史上在江宁（建康）建都的政权中，以晋朝疆域最为广阔。
但石山一想到司马氏得国不正、八王之乱以及后续的衣冠南渡、神州陆沉，便觉此号晦气无比。更何况，历史上还有个同样姓石，且以“晋”为国号，名声臭不可闻的后晋石敬瑭。
石山出身卑微的军户，却从未想过攀附什么“显贵”祖宗，更不愿让天下人因国号而产生任何不好的联想。
又如“宋”，理由是南朝刘宋曾在此建都，且可呼应前朝赵宋，或许能收拢部分遗民之心。
且不论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赵宋王朝给后人留下的“积弱”印象，单说蒙元刚刚攻灭了一个“徐宋”，红旗营转头又立一个“石宋”，怎么看都显得怪异且不吉利。
至于“齐”（与石山出生地益都路的地理渊源）和“吴”（首个在江宁建都的孙吴政权），在石山看来，格局都太小，是典型的割据政权称号。
都难以承载他扫平天下、驱除蒙虏的雄心，也无法有效号召北方乃至全国的抗元力量。
不过，石山能在选择国号这等“细节”上不慌不忙，从容斟酌，根本底气在于元廷那边的反应速度，并未超出他的预料。
时近九月下旬，徐宋都城蕲水陷落的消息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遍天下，然而元廷大都方面，却似乎陷入了某种停滞。
不仅对于此番荆湖之战中诸行省统兵将帅的封赏迟迟未见明旨下达，对于这支庞大军队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更是讳莫如深，毫无明确指令传出。
红旗营对元廷高层的情报渗透极为有限，石山只能根据赵琏等降官提供的只言片语，结合自身对元末历史走向的模糊记忆，推测元廷高层近期可能陷入了激烈的党争倾轧之中。
或是正在为由谁挂帅东征，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而争吵不休。
但他确信，这支磨刀霍霍的元军主力，已经如同弓弦已拉满的利箭，迟早要发射出来，目标直指自己。蒙元的“大招”，应该也快憋出来了。
在此期间，江北另外两支重要的反元势力——刘福通与张士诚，则各有悲喜。
此前，徐宋、红旗营和张周接连有大动作调动了元廷大军，让陷入绝境的刘福通缓了一口气，其人随即重振雄风，攻克确山、遂平等地，并反攻汝宁府治所汝阳。
却不料，在此遭遇劲敌，被该府达鲁花赤察罕帖木儿率部击败，损兵折将，无奈退回根据地信阳州休整补给，一时间难有大的作为。
说起这察罕帖木儿，并非出身蒙元将门，而是凭借家族影响力自募乡勇起家的“义兵”头领。
此人去年底便曾会同另一支义兵首领李思齐攻破红巾军占据的罗山县城，由此进入元廷视野，凭借战功一路升迁，如今已成为镇守一方的实权人物，其崛起之势，不容小觑。
相较于刘福通的挫败与蛰伏，东面的张士诚则在攻破淮安路治所山阳县后，趁势高歌猛进，接连攻陷清河、桃园、沭阳及安东州等城，兵锋锐利。
眼见张士诚几乎要将战线推进到元廷的腹里行省边界，石山不相信元廷还能稳得住。
ps：元代农学家王祯出任宁国路旌德县尹、信州路永丰县尹期间（公元1295-1300年前后），撰写了《农书》，书中记载，彼时已经有水转大纺车（书中还有插图）。
该车可做到“弦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其加捻卷绕机构由车架、锭子、导纱棒和纱框等构成。
为了使各纱条在加捻卷绕过程中不致相互纠缠，在车架前面还设备了32枚小铁叉，用以“分勒纱条”，同时还可使纱条成型良好，作用与缲车上的横动导丝杆相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