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赴灾区。
他踏着泥泞，逐一查看灾情，安抚受灾土民，当场下令开仓放粮，搭建临时住所，并从州衙紧张的金库中挤出银两，用于紧急采购药材和修复基础设施。他与土民一同清理淤泥，搬运物资，几天几夜未曾合眼。
他的所作所为，灾区土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京中派来巡查的御史悄然抵达龙安，看到的不是哀鸿遍野、怨声载道，而是在官府组织下井然有序的抗灾场面和土民们对那位年轻州官发自内心的拥戴。甚至有土民老者在御史面前激动地说：“柳大人是真心为我们好！有他在，我们心里踏实！”
这场天灾，非但没有成为击倒柳文耀的巨石，反而成了检验他政绩成色的试金石，让他获得的“民心”变得具体而可视，有力地回击了京中的种种猜疑。柳文耀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奏章上的华丽辞藻，而在于百姓心中的那杆秤。
朱由检那份充满战略野心的《北疆长远防务及开拓方略》，在帝国高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孙传庭为首的部分务实派官员认为此策高瞻远瞩，可从根本上扭转北疆被动局面；但更多的保守派官员则斥其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担忧会陷入无边无际的消耗，重蹈前朝开拓交趾的覆辙，且与当前“与民休息”的新政基调不符。争论的焦点在于：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朝廷是否应该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片看似荒芜的苦寒之地？
面对巨大的争议，朱由检没有选择在朝堂上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他深知，空谈无益，唯有实证才能说服人。他再次向皇帝上疏，这次不再是宏大的战略构想，而是一份极其务实、具体的《北海探险支队先遣计划书》。
他请求皇帝批准他组建一支小规模的“北海勘探先遣队”，人数不过百，成员由他亲自从靖安堡官兵、熟悉北地情况的夜不收、以及格物院对地理、矿物、动植物有研究的学者中挑选。任务目标也极为明确：不以求战为主，而是沿着精奇里江向北，进行为期数月的勘探，详细绘制地图，记录水文气候，勘察沿途资源（尤其是可用于军工的矿产和硝土），并重点接触沿途的土着部落，了解其人口、习俗以及对罗刹人的态度，评估与其结盟的可能性。
“此行为后续决策之耳目。”朱由检在奏疏中写道，“需费不多，风险可控。若无所获，亦不失为一堂地理实察之课；若有所得，则北进之策，方有坚实根基，朝堂诸公，亦可视数据而决断。”
这份务实、低调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保守派的疑虑。皇帝朱常洛最终拍板，批准了这支小型先遣队的组建，拨付了必要的经费，但明确要求“谨慎行事，以探查为首要”。朱由检得以将他宏大的战略蓝图，拆解成了可以迈出的第一步。他立刻投入准备工作，挑选人员，筹备物资，研究路线，将格物院的严谨精神，贯穿于这次开拓事业的起点。北疆的未来，或许就将从这支小小的先遣队开始，悄然改变。
寒冬依旧，但帝国四方涌动的变革力量已不可逆转。李自成在金融风波中完善制度，张献忠在海外竞争前竖立品牌，柳文耀在天灾考验下赢得民心，朱由检在朝堂争议里务实推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更深广的层面上，践行着新政的理念，夯实着帝国的根基，共同描绘着一幅前所未有的盛世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