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津镇将王坤，与此前叛降的郑隽有着相似的出身、经历，都是梁续举义期间添加苟氏队伍的。乃至于，两年多的发展轨迹，都十分相似。
只不过，比起郑隽那种强烈的不平衡心理，王坤要稍稍收敛一些，懂得把不满情绪隐藏起来。
当然，此人的性子也要偏软，有些安于现状，当壮大的苟氏集团进入一个稳定期之后，也渐渐丧失了当初搏命奋进的心气。
过去一年间，王坤在苟军将领串行中也不断下滑，对此心中当然也有别扭与意见，但也是在心里抱怨，面对自长安传导下来的发生在身边的变化，
显得无动于衷。
而打破王坤这种“小富即安”思想的，毫无疑问是郑隽的叛变。很多人都知道，王坤与郑隽的关系最好，二者相交亲密。
郑隽行背反之事，为苟氏将校们声讨的同时，也难免有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王坤，这让他十分不安。更让他惊惧的，还是郑郑隽那凄惨下场，尤其是祸连妻儿，实在是值得引以为鉴。
因此，此前在苟武布置大河北岸防线时，王坤一反常态，主动请命，防御河津。而苟武本来打算让将、归德营督刘异，率众抵御弘农境内的氏军。
刘异乃河北豪杰，当初羯赵崩摧，河北大乱，率乡人流亡，后与率族部逃难的苟武结识，伸以援手，并力投奔占据河东的苟政。
有这层关系在，当苟武上位，主持河东军政后，刘异及其流民部众，自然从孤魂野鬼一跃成为苟氏将校，苟武的心腹。
刘异其人，虽然不是那种以武力着称的猛将，但带兵颇有章法，作风严谨，是那种不会给你太大惊喜，却能够不折不扣完成使命的将领，是一个让主帅安心的部将。
因此在选择河防将领，尤其是茅津一线，那是河津要冲，自弘农北上安阳最近的渡口。当初苟政率领苟氏部曲，就是从此决死强渡，然后一举突破吴（虞）山孔道，直下安邑，并逐步取河东以立足。
有前事为鉴，对于河防，苟武自不敢大意，并且，涉及茅津的防守，他的第一人选就是刘异。不过王坤突然主动请缨，并且态度坚决，甚至不惜立下军令状，就难免让苟武迟疑了。
最终，苟武还是同意了王坤所请，以其出镇茅津，防御氏军北渡。这也算是对宿将的一种安抚，苟武很能理解，王坤这等急切背后的原因。
当然，军国大事不容私情，真正让苟武做此决策，除了将心不可挫，还因为王坤是有渡河作战以及河防经验的，他曾长时间驻守河北、大阳，对湿津至茅津一线的地理、水文情况，也相当熟悉。
陕城之战结束后，氏军大举西进，控制弘农，除了侵逼潼关，北击河东也是其战略步骤之一，而茅津也自然而然成为氏军重点关照地区。
只不过，在五月间的几次渡河战斗中，都被王坤凭借着地利以及还算充足的准备，给抵挡住了。然而，那段时间，低军千里进兵初至，又经过新安、陕城的兵，兵锋虽劲，但也需休整。
试探性的进攻，受挫也不算太奇怪的事情，但是，在隔河相持的过程中，见氏军渐渐停止了渡河试探，逐渐懈迨，而负责茅津方向的洛军，却在默默做着进攻的一切准备。
当然，让王坤产生倦怠的原因，除了长时间紧绷的精神，日益炎热的天气，还因为氏军在上游的泣津大造渡河声势，摆出一副渡河取河北城，而后直寇蒲坂的架势。
虽然苟武几度提醒王坤，要小心茅津对岸之敌，但出于一种浅薄的认识，他实在无法看出敌军的不对劲，更加不知要在自己已经十分小心的情况下，还要如何提高警剔。
于是，当洛集中一千经过突击水性训练的敢死之士，在一个寻常清晨，发起突袭时，茅津的河防便被氏军突破了。过程就有如当初苟军强渡破石晖军那般，当氏军的先头部队冒死冲上北岸，并成功扎住阵脚之后，结果就基本注定了：：：
危机之时，王坤倒没有怯阵，没有后退，没有逃亡，他似乎找回了当初随苟胜冲锋陷阵的搏命精神，率众坚守，从河津到陆寨，直至被源源不断涌上的氏军淹没。
于氏军而言，对茅津的突破，或许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仗，却是撬动整个苟符大战局面的开始。而被委以重任的荷洛，在解决了茅津、大阳苟军，彻底控制渡口后，便迅速整兵北上，奔袭安邑。
符健的交待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安邑，就是河东。苟军在河东布置的防御，看似占尽山河地利，牢不可破，实则破绽百出，只要一处被破，那就是全面崩溃的局面。
这个突破，洛通过强渡茅津完成了。在符健的计划中，河东也是很关键的一环，甚至于他在潼关摆开阵势，也有吸引苟军注意力，同时为河东方向创造机会的意思。
而河东一旦告破，那么苟军防守关中的山河之险，就废了一半，关中这个龟壳，也就彻底被氏军撬开了，加之关中的叛乱，胡部的侵袭，还有最为“隐蔽”的并州军的助力，这才是健的致命一击。
大阳以北、安邑以南，吴山。
烈日炎炎，带有大河水汽的清爽南风也吹不去燥热，一条孔道自南北方向穿山而过，直通安邑。山道口，一片营垒依地势而建，墨色的“苟”字大旗在阳光下却也熠熠生辉。
而苟军的防御营盘，在氏军将士连续数日的冲击下，也变成了血肉磨盘。苟符双方，一个要守住安邑的南大门，一个则要打通通往安邑的最后一个关口，要达成目的，无他法，只有搏命。
吴山防线，也是苟武在茅津防线后方布置的一道保险，负责的将领，正是副将刘异，他奉命率归德营，也吴山南麓口立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