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明确的一点，土猛愿意效力苟政，除了寒夜拜访、礼贤下士的态度之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眼下的苟氏，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的确具备让其投效的价值。
如今的苟氏集团，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逐渐蜕变而成的关中集团，已经是华夏这盘大棋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拥有一块虽则残破，但战略意义显著，堪称得天独厚的地盘，治下有看一两百万的丁口，并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支足够强大且可靠的军队。
政权组织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关中集团，自上而下，相当粗糙、原始乃至混乱，但在比烂的世界里，已经算是一股“清流”了。
并且，经过苟政这近两年的征服、集成与恢复，至少在关中平原上，在旧时代的腐肉基础上，正焕发出一股全新的生命力。
由苟政主导，以苟氏族部为根基，以一批河东、关西士族豪右为内核的关中集团，俨然正朝着一个真正的军政集团、割据政权快速挺进。
对王猛这样一个胸怀家国大志、身负经纬之才，并且函需用武之地的当世精英来说，如今的苟氏集团，即便有千百条劣势，但只要把握住几条内核的优势，便足以使其投效了。
而王猛在关中这一年多的所见所闻，以及从薛强到苟政的倾心劝说，都在逐步强化苟氏集团的优点，也一步步让王猛心中的天平产生倾斜。
苟政的求贤若渴与恳切陈情，让王猛感受到尊重的同时，也相信在苟政这种英明之主的领导下，自己可以一展所长，不负平生之志。
站在苟政的角度，则从一开始，就将王猛投效视作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将之抬到一个开国奠基之臣的高度
长期以来，在认识、熟悉、融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苟政也不断进行看一些挣扎性的动作，试图用他固有的一些理念，改变着他身边的人与事。
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从一开始自负狂傲，乃至一意孤行，到一步步认清现实，开始学会妥协、弥合，尝试着结合实际人情现状，规范自己的言行，
推动自己的典军理政安民策略。
而苟政产生的一些有效影响，大抵从他独领一军，留守潼关开始，到新安上位成为苟军的话事人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从强渡茅津后开始，围绕着整军，苟政创建了一系列的军纪条文，试图以规矩与纪律约束将士。而通过历次整顿，苟政方带出了如此规模、如此战力的一支劲旅。
但这个过程，显然是坎坷不易的，整军的效果一开始并不算好，作用由小到大，魔下部众的反应，也从一开始的沸反盈天，到逐渐的服从。
从拥有河东郡这块地盘之后，苟政便开始在更广泛且全面的事务上，发表意见，施行政策，也实实在在做了不少事，立了不少规矩。
练兵强军，吸纳士人，招抚流亡，屯田安民，一系列政策措施，哪怕到了长安大舞台，也是一贯的。
可以说，苟氏集团形成到壮大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有苟政的参与，都浸透看苟政的思想与理念。
然而，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不只是苟政推行的那些具体措施，还在于苟政这个人本身。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苟政脑中的信息来源复杂，掌握的知识也呈碎片化，使其从思想根源就不成体系，没有一套完备的能够逻辑自洽的思想理论。
也就导致，苟政的很多想法，零碎、松散，在统军治政的过程中，往往是出现问题了，苟政一拍脑袋，然后有新的考虑，带出一个新的措施与规矩。
至于这些措施与规矩，是否完善，是否合理，有时候，连苟政心里都没谱，他只知道，不做问题会更大。
乃至于，针对同一个问题，同一套解决办法，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状况。
如果发现了，苟政又将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整改变，如果没有，那么新的矛盾又不断滋生积赞：
这其中的问题，在进入长安后，随着苟氏集团的飞速膨胀，也快速放大，也让苟政在应对这些治理上的问题时，出现大量内耗。
也因为这些，在长安的日子里，苟政的作风也是有明显转变了，这里不比安邑，他也不敢再随便大动作。
为何一个军功授田之事，苟政要拖那么久，除了各种客观原因，苟政的谨慎小心，也要占很大一部分比重。
在涉及到苟军乃至苟氏政权根本的政策措施与制度建设上，他不得不三思而行，一慎再慎。即便这样，从思谋筹划，到落实推动的过程中，也是不断修正调整，甚至与他的将士们反复拉扯对耗：
时至如今，苟政越发认识到，政策制度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要害在于执行与落实。而实事求是地讲，苟政在执行层面的能力，是有不足的，尤其在长安执政之后，面对各项推进的事务，他是越发力不从心。
苟政所谓擅长的统筹能力，实则更多集中在大的战略层面的认识与决择上，他有改革建制之心，也有强大的动力与能量，但在具体执行上，在面对如山堆积、如潮涌动的繁复锁碎事务时，他也是望而生畏。
不客气地说，苟政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键盘侠”罢了
因此，苟政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协助他统筹全局，帮他参谋机要，协助他进行全面的制度建设的人才，一个识略惊人、精力充沛的强力执行者，一个能够将苟政勾画蓝图化为现实的同志。
而这样的人才，在当今天下，就苟政所知，舍王猛何人？
苟政是真打算把王猛当孔明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