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的屯田，已然开始大规模收割，随着各个屯营陆续向长安上缴秋粮，新粟散发到空气中的清香，抚慰着长安士民的心与胃。
管他烽火连天，任他逆贼凶徒，能解众人之饥，才是最重要的，吃饭才是世上头等大事。而基于此，长安市面的繁荣景象，自是日盛一日。
中秋当夜，苟政自然无心搞什么庆祝，但长安城内，一些士右之家却自发地进行祭月、拜月活动。
哪怕在长安，也是多年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景象了，虽然说服力不够，但长安的活力也的确在悄然焕发着，而这显然与苟政统治的稳固息息相关。
夏季的时候，长安市貌气象略有所压抑，不过自洛阳大捷之后，直至秋收到来，人气也迎来一次巨大的反弹。
街市之上，人流如织，喧声充耳，却已成为一种常态，来自长安三辅及更远郡县的大小商贾，源源不断地将各地的土产，输至长安，以换取盐、铁、油、布以及各类器具。
由长安令杨间主持拟定的市税条制，已然颁布，公示于长安市坊及诸城门，
并于今秋七月正式开始执行。
考虑到这是在苟政废除市税之后，重新确立市税，再加之货物品类的复杂及市税收取的困难，新市税条制的拟定并不复杂。
杨间一共只制定了十二条，其中关于税收缴纳只有三条，入市即缴，一货一缴，什缴其一。至于其他的，则是市税管理条制即违反条制后的处罚办法。
相当简单、粗暴，并且暂时仅限于长安，但这却是苟氏政权正税之外的文一次尝试，从无到有的进步。
当然，困难还是有的，比如进出货物价值的判断，这几乎难以定出一个准确的稳定的标准，全凭税吏经验而定，为此，杨间亲自考核挑选了几名熟稳此事的税吏，派在市场进出口，专门用以盘货、收税。
比如，在当前的关中，自城市到乡野，以物易物依旧是常态，承担货币属性的，是盐粮绢帛等货物。
因此，对于进出长安的大宗货物及贵重商品，相对易于收取，商贾们可以迦纳粮料绢帛，但对一些脚商小民，提供的货品及土产，却没那么容易收取了。
总是不能，人家挑看一担果蔬进城售卖，税更收取个儿尺绢帛。鉴于此，请示苟政之后，杨间决定，暂停对小宗、便宜货物，暂不收税。
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办法，小宗商品或许分散价低，但吞吐量大啊，且积少成多，实则是一笔巨大税入，官府怎么可能放弃。
为此，从公府到刺史府，都开始加快推进新钱的屯料、设计与铸制。说起来，或许有些讽刺，苟氏集团加速落实新钱铸造，其原因不是为了解决商民百姓对于简便交易货币的迫切须求，而是为了方便收税
问题当然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个人治为主的税制，其必然伴随着压榨与腐败，这既是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人性之恶。
同时，从长安开始收取市税开始，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偷税漏税的问题，而官府与之的较量与博弈，也随之展开。
但不论如何，方方面面，条条框框，都在说明着，苟氏集团已经变成一个统治者的形态了，即便它还比较初级：：：
军骑背看军报，骑看快马，踩看起风，一路扬尘，从长安城外穿过城门丁，嘴里则满怀兴奋、声嘶力竭地喊着：“诚桥大捷！诚桥大捷！”
沿路行人，避让的同时，也纷纷投以目光，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听着飘荡在的秋风中的呼喊，议论随之大起，就是城门的守卫，街道的巡卒，也不免参与其中。
“又打胜仗了？”
“诚桥在哪里？”
“与谁打仗？羌贼吗？”
当一行军骑进入小城，赶到秦公府报信时，苟政正于西堂，会见王猛与薛强。
王猛不需多说，他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户籍与税制的问题上，这几月，虽未再亲自带人到地方，一郡一县地清查丁口，但整个编户齐民的大方向与形式，则始终在其把握之下，在此事上，他得到了苟政的无条件支持。
而到七月中旬的时候，苟政终于完成自入主关中以来，对治下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其新编在籍丁口，总计二十一万三千七百馀户，人口近百万。
这样的数据，别说放在整个关西，哪怕仅说雍州，都显不足。不过，若是结合关西国情与天下形势，便可知苟氏集团编出这么多丁口是多么难得。
同时，这部分编户，俨然不包括隐户、逃难民，以及由苟氏集团组织管理的屯民，还有那些为秦军军户们所控制、服务的佃民：
眼下的户口数据，可以说是苟氏集团与治下士右军民达成妥协后的结果，稳定而可靠。其于当前最主要的价值，则是成为长安向各地豪右土民收取粮税的依据与标准。
在完成编户工作的同时，王猛还完善着一桩配套工作，奉命组建、培训直属于长安的税吏队伍。
王猛在很多事情的认识上，几乎是与苟政一个鼻孔出气的，尤其在政策制度的落实上。从税制拟定，到清丁编户，再到税粮收取，需要官府投入的强权，是一项比一项强。
就如当初组建清户工作队一般，在税吏（卒）队伍的组建上，王猛也是从头到尾参与编组训练，且规模要更大。
除了掌握税法的各级官吏，更组建了一支足足两千人“税卒”，收税纳粮，
怎能缺乏武力保障。
毕竟不能次次都动用驻军，于是一支专为税粮收取、转运的税务部队也就应运而生
而苟政是真重视此事，也真信任王猛，从兵源到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