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的仲冬，作为大晋帝都的建康，毫无疑问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虽然“姚逆”的兵锋，还隔着一条大江，距离建康几百里，但自上而下，不论贵庶，
都没法再心安理得地享受建康的歌舞升平与风花雪月。
就连避居会稽、纵情山水之间的王羲之、谢安等一干高门名士，在避世之馀，都不禁回首北顾：：
若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士林衣冠，焉得逍遥自在？
不过，对这些名士来说，因时局而爆发的家国情怀，还是体现在清谈阔论上。
王羲之是老调重谈，他早就说过，北伐无功，劳民伤财，终致祸难。向使当初能听他言，修内政，安民生，何至于斯？
王羲之的这番论调，自然引得一干吴会名士附和，盛赞王公先见之明，然后便是对殷浩的口诛笔伐：：：：
谢安没有那么多怪话，在稍微了解过江北局势之后，又收回了目光，继续闲居东山。
有友人担心，以江北局势相询，他则淡定地表示：姚襄为祸虽剧，恰如无根之萍，只小患而已。
谢安是真淡定，在他看来，建康朝廷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只需有些站出来，担当重任，稳定军心、民心，合肥就是姚襄的极限。
更何况，即便建康朝廷不堪重压，对桓温，谢安还是很有信心的，那绝对是个能够收拾残局的强人，只是那样，普室军政格局，必将发生天翻地复的改变了！
事实上，从殷浩惨败开始，东晋勉强维持了数年的东西平衡格局，就已经被打破了。
就连那些雅客隐士都被惊动了，可想而知，建康是个怎样一种情况，直可谓是烈火烹油。
不过舆论再汹涌，都于江北崩坏的局势无益，都无法击退乃至消灭在淮南各地攻略的姚襄。
悚惧恐惶之间，司马昱接受了吏部尚书王彪之的建议，重新启用了一个关键的人物给事中谢尚。
危难之际，谢尚被任命于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坐镇历阳，统帅沿江水陆之师，抵御姚襄兵锋，保卫建康，
没错，司马昱给谢尚的命令，只是让他稳固江防，先避免苏峻之乱重现，至于剿灭姚襄，收复失地，那是之后的事情。
至于姚襄在占领合肥之后，遣使向晋廷上表，陈述自己遭遇不公，细数殷浩的罪过请求朝廷谅解云云。
则完全被忽视，司马昱等人再暗弱，也不至于在这等时候，对姚襄还抱有弥和之心。
而谢尚被启用，并不是什么太让人意外的事情，名望、地位、关系都在那里。
更何况，有殷浩的这次“超越”，谢尚当初在诚桥的大败，看起来也不算什么了。
另一方面，谢尚对姚襄终究是有恩有义的，打出谢尚这张牌，对姚襄来说多多少少能形成一种制约。
当然，要御寇平贼，最根本的还是军队与武力，这也是谢尚抵达历阳后，重点操作的事情。
对历阳，谢尚可是十分熟悉，毕竟屯田练兵多年。而在谢尚的统合协调下，在建康朝廷与江东土族的支持下，也总算创建起一条可堪拒敌的沿江防线。
殷浩此次北伐失利，对东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后果也极其恶劣。不在于失利本身，
毕竟过去几年，晋国在北伐大业上，败绩实在太多，从褚衷，到谢尚，不只殷浩一个。
重点在于，此次率军北上，殷浩一意孤行的成分很重，同时损折在山桑之战中的普军将土，实在太多，淮扬一线普国军事力量损失惨重。
如果不是大量晋国甲士丢在了淮北，使淮南呈空虚状态，姚襄绝难那般轻易渡淮南下，甚至直接威胁到沿江重镇，江北局势不至于糜烂至此。
而一些尚未显露，但已经成为事实的是，东晋内部军事力量彻底失衡，在损失了大量老卒之后，建康朝廷拿什么去制衡桓温？
别说制衡了，徜若战局进一步恶化，就算司马昱等人再不乐意，也得遣使溯江而上，
去江陵请桓征西勤王了
殷浩，千古罪人！
可以说，东晋在长江以北的局面彻底糜烂，弥时数年，靡耗无数军民财物力，所得成果，悉数付诸流水，姚襄将“殷浩北伐”乃至东晋朝廷身上的遮羞布给一把扯下，暴露了个彻底。
不过，当此之时，追究殷浩责任，似乎成了一件次要的事情，对健康朝廷来说，没有比稳住甚至扭转江北局面，更重要的了。
当然其中也有司马昱等人刻意冷处理的意思在里边，不管怎么样，殷浩这个大名土，
都是司马氏以及江东土族共推出的“抗桓”先锋。
台柱子虽然倒了，却也还不急于搞清算，还得看局势发展。
而谢尚，在守备之事上，也的确给力，或者说普国的士族门阀们，在面对外敌入寇之时，还是格外团结，分外卖力，兵员、器械、舟船、粮秣，迅速从江南各地向长江沿岸州镇输送。
又有谢尚这个士族领袖亲自到历阳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在一阵鸡飞狗跳之中，长江防线总算稳定下来。
不过，这条防线强度如何，就需要经过时间与战斗的检验了。
在谢尚忙着创建长江防线之时，姚襄又在做什么呢？就八个字：攻城略地，招降纳叛。
他以合肥为中心，四处发兵，搜刮军辐，同时大量招募流民、侨民，部队飞速膨胀很快在淮南，其手下兵民众便达七万馀众。
依附他们的淮南民众中，有许多赵末之后，新近南迁的中原士民，他们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