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太行山的麦田翻涌着金浪，麦穗沉甸甸地低着头，风过处，沙沙的声响像在哼着丰收的调子。张作霖戴着草帽，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根麦秆，麦穗上的麦粒饱满得快要胀破外壳。赵大虎扛着新打的镰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亮，身后跟着一群农工，他们的草帽上都别着朵新摘的野菊，是袁伯祯托人从重庆捎来的花种长的，说“割麦时看着花，心里舒坦”。
“将军，这麦子比去年还沉！”赵大虎割下一束麦穗，用秤称了称，足足有半斤重。他的手掌被麦芒扎得通红，却笑得合不拢嘴，“沈工改的脱粒机早就擦好了，就等开镰呢！”那脱粒机的齿轮是用日军装甲车的零件改的，转起来“嗡嗡”作响，比人工快十倍，张作霖总说“这机器吃的是麦秆，吐的是金粒，比小鬼子的坦克顶用”。
兵工厂的空地上，沈振黄正指挥工人给山炮换炮衣。新炮衣是袁伯祯特意织的，用的是太行新收的棉花纺的纱，里子衬着防刺布，防晒又耐磨。“这炮得保养好，”他用桐油布擦着炮管，油布上还留着去年冬天的冰痕，“秋收后要打正太线，小鬼子在那边修了炮楼，正好让它显显本事。”
程潜站在旁边，看着远处的麦浪，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袁先生寄来的，”他打开布包，里面是块新织的方巾，上面绣着麦田和炮群，针脚细密，“她说这方巾给咱当擦汗布，看着图，就想起大家伙儿都在一块儿。”方巾的边角绣着个小小的“燕”字，是“海燕号”的记号，虽然那艘快艇早就沉了，可这记号却成了他们心里的念想。
重庆的纺织厂里，棉香混着桐油味飘满了防空洞。袁伯祯正指挥女工们弹新收的棉花，雪白的棉絮飞飞扬扬，像落在洞里的雪。小李戴着铜指套，正把棉絮铺进布套里，她的指套是沈振黄用炮弹壳做的，上面还刻着朵棉花，“伯祯姐，这批棉被得赶在秋节前送出去，程将军说正太线的弟兄们要换冬被了”。
“用新棉新布，”袁伯祯踩着缝纫机，机上的粗布是用十二股纱织的，结实得能当担架布，“被里子绣上‘平安’二字，让弟兄们盖着踏实。”她指的是仓库里的靛蓝布，是用嘉陵江的蓝草染的，颜色深得像夜空，“这布耐脏，战场上不用总洗”。角落里堆着些碎布，是从伤员的旧衣服上剪的，袁伯祯让人把它们拼成坐垫，上面用红线绣着小小的炮管图案，说“让弟兄们坐着也能想着炮”。
七月中旬，太行山的麦子开始收割。张作霖一声令下，镰刀挥舞，麦捆成排，脱粒机“嗡嗡”地转着，麦粒像金雨似的落进麻袋。程潜也挽着袖子加入了收割的队伍，他的动作虽然生疏，却割得认真，汗水顺着脸颊滴进麦田，溅起小小的土花。“这麦子养人，”他首起身擦汗，用袁伯祯寄来的方巾抹了把脸，“去年的麦种发了芽，今年的新麦又成了粮，日子就像这麦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沈振黄的脱粒机旁堆起了小山似的麦秸，他让人把麦秸捆起来，说“给炮群当伪装物，比树枝还像”。有个年轻的工人问：“沈工，咱啥时候能有自己的机床？总用鬼子的零件改，不是长久法子。”沈振黄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远处的麦田：“等把小鬼子赶跑了，咱就用太行的铁，炼出最好的钢，造自己的机床，让袁先生织最好的布，种最壮的麦。”
重庆的棉被车队出发时，袁伯祯往每床棉被里塞了包炒麦。“这是太行新麦炒的，”她对押运的司机说，“让弟兄们想家时嚼两颗，就像在麦地里干活似的。”司机的帆布包上印着麦田图案，是袁伯祯让人绣的，说“看着图，就知道往哪儿走”。
太行山收到棉被时，程潜正在给士兵们分发。张作霖掀开一床棉被，里面的“平安”二字针脚饱满，他忽然想起王二柱的媳妇，那个在麦地里藏家信的姑娘，要是活着，准能绣出这么好的活计。“把棉被给岗哨的弟兄先盖，”他把棉被往赵大虎怀里塞，“夜里凉，别冻着。”
沈振黄拿着床棉被往炮架上比了比，尺寸刚好能盖住炮身。“袁先生真是有心人，”他把棉被盖在炮上，“这炮也能暖暖和和过秋天了。”炮身的伪装网下，新种的棉花己经长到半人高，绿油油的叶片在风中摇，像在给炮站岗。
程潜站在麦仓前，看着麻袋堆成的小山，忽然觉得这太行山就像块巨大的布，麦子是金线，棉花是银线，他们这些人，就是穿针引线的手，一针一线地把日子织得厚实。远处的炮群在伪装网下若隐若现，麦浪在风里唱着歌，重庆的织机“咔嗒”作响，这些声音凑在一起，像支雄壮的曲子，在告诉这片土地上的人：好日子，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