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仗，我们打了一段落；
地，我们也收回了一些。
但是，革命的最终考场，不在战场上，而在工厂的车间里，在农民的田埔上，在每一个普通工人和农民家庭的饭桌上
刚刚讲完了国外驻军的问题，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不谈别的，就关起门来，好好算一算我们共和国的经济帐，成绩要讲够，问题更要讲透。
谁先来？”
“主席同志，各位委员。
我先汇报总体情况。
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和有效的组织动员，加之与英国……嗯，某些渠道获得的原料，我国经济确实在从战争的废墟中爬出来。
根据统计，主要工业区的开工率，已经从年初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恢复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尤其是鲁尔的煤炭和萨尔的钢铁产业，恢复速度超出预期。”
“但是，我们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
首先，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问题凸显。
春耕时我们推广的‘人民牌’拖拉机见到了成效，粮食产量预计比去年有显著提升，这稳住了农村的基本盘。
然而，工业品，尤其是农民急需的化肥、布匹、盐、煤油等，产能依然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的须求。
这导致农民不愿意按官方价格出售馀粮，黑市粮食价格高企，城市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严重侵蚀。”
“其次，原料瓶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
我们与英国的秘密贸易量有限，且不稳定，像橡胶、有色金属、优质棉花等依然极度匮乏，限制了许多行业的复产。
最后，是财政和货币问题。旧马克的信誉已经破产，我们发行的新马克和各类临时粮票、工分券并行，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现象严重。创建一个统一、稳定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是当务之急。”
接着，负责工业和交通的委员补充道：
“主席，我补充一点。工人们的热情很高，但许多任务厂机器老旧，缺乏维修，故障频发。
更关键的是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流失问题，一部分人跟着旧政权跑了，留下来的也面临待遇和思想上的波动。
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基础设施修复上立了功，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是花钱也难立刻买来的。”
“社会稳定方面，总体可控。
但希法亭同志提到的‘剪刀差’和黑市问题，正在滋生不满情绪。
城市里出现了针对物资短缺的零星抗议，农村地区则有隐瞒粮食产量的情况。
旧势力的残馀分子和西方派遣的破坏者，正在利用这些经济困难进行煽动。
我们的‘维和’部队在立陶宛，但内部的‘维稳’任务同样艰巨。”
“随着军事压力的暂时缓解和平静期的到来，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两种危险倾向。
一种是‘革命到头’的松懈思想，认为可以享福了，追求待遇和享受；
另一种是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情绪，希望立刻实现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给制，忽视了我们目前生产力的现实水平。
这两种思想都在侵蚀我们的战斗力。”
“我同意各位对经济困难的分析。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应对这些困难时，我们必须警剔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带来的异化。
是更多地依靠官僚体系进行强制征粮和配给，还是更多地依靠激发工人委员会、农民协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是优先满足军工和重工业，还是更多地关注民生疾苦？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我们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
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放下笔，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
“好啊，大家都说了实话，亮了家底。成绩有，但问题更多，更复杂。这说明我们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身体虚弱、但志向远大的少年。”
韦格纳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
“希法亭同志说的‘剪刀差’，切中要害。这就象一个人的身体，农业是两条腿，工业是两只手。
现在腿有点力气了，但手还跟不上，身体就不协调，走不稳，跑不起来。解决办法是什么？
不是去砍腿，也不是把手剁下来，而是要想办法让手快点强壮起来。”
韦格纳具体指示道：
“第一，对农业。
要明确告知农民，他们的粮食是宝贵的，共和国需要，但共和国也会尽全力为他们提供工业品。
要列出清单，我们的工厂，哪怕是军工企业，也要想办法挤出一些产能，生产农民最需要的锄头、铁锅、布匹。
同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黑市商人，但要注意政策，不要把矛头对准普通农民。”
“第二，对工业。
原料瓶颈，一方面要继续千方百计拓宽来源，哪怕是和魔鬼做生意（韦格纳看了一眼希法亭）。坚持到德俄铁路完工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嘛。
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节约代用，技术革新。要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搞发明创造，用我们有的东西替代我们没有的东西。”
“第三，对财政。立即着手研究货币改革方案，乱麻要用快刀。
新政权必须有自己稳定、统一的货币，这是经济主权的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