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都写成“林宴个人”，那前面这些人算什么？算被他哄蒙的群众？
她盯着那行“项目负责人情绪化发言较多”，手指一点一点往后删。
“……你别写了？”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
“别插嘴。”罗雨薇瞪我一眼，“我那晚就是没别人插嘴，才能硬着头皮改完。”
她把光标移到“项目责任主体”那一段，重新打字：
“古柳试点项目作为新探索，存在一定舆论和实施风险，但主要属试点阶段难以避免的探索成本，需从制度设计、沟通机制等层面加以完善。”
她又把“项目负责人情绪化发言较多”改成：
“项目对外叙事较为坦诚，短期内可能激发部分群体情绪，但也为政府了解真实民意提供了窗口。”
最后那句“建议调整对外发言权限”，她直接删掉，换成：
“建议加强与媒体、纪录片团队的常态化沟通，提前预判舆论点。”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把“一个人”的锅，往“试点机制”和“沟通问题”上挪。
这不是替我完全洗白，而是不让那口锅直接扣死在我头顶上。
文档改完，她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剩下她的键盘声和楼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
手机在电脑旁边震了一下，是单位微信群。
有人转了一张截图——那个匿名长帖上新了一波评论：
“已经有人在我们群里提议联名上书了，反对这种‘故事项目’拿青年资金。”
“建议以后评选先屏蔽上过纪录片的。”
“这届年轻人是和摄像头竞争，不是和项目竞争。”
罗雨薇盯着那条“联名上书”看了一会儿。
她很清楚，这种东西哪怕不正规，也会变成某些人嘴里的“上面有反映”。
她深吸一口气，在文档最后加了一条：
“建议市级在后续类似评选中，对纪录片类项目与纯技术类项目进行分类，避免同类资源竞争引发群体情绪波动。”
简单讲——
别把所有同龄人的怨气都堆在一个村民身上。
——
第二天一早，汇报会。
会议室里摆了长条桌，最前面是局长和几个分管领导，后面一圈人端着本子，准备记笔记。
罗雨薇坐在后排，手心全是汗。
科长在旁边低声说：“稿子我看过，还行。待会儿领导要你补充，你就照着说，别发挥。”
她“嗯”了一声。
局长翻着报告，看到了那几处改过的地方。
“‘探索成本’？”他念了一句，抬眼看向前排，“这个词谁写的？”
室内空气明显紧了一下。
科长刚要开口，罗雨薇站了起来：“我。”
局长点点头：“你来讲讲。”
她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可能是昨晚熬夜喝了太多茶，心脏还在狂跳。
“报告里，我们把古柳试点的风险分成三类……”她照着准备好的思路讲，声音一开始有点发干，讲着讲着稳了下来。
说到“项目负责人”，她刻意停了一下。
“外界现在有很多声音，把风险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运气’或‘情绪’。”她说，“但从工作角度，我们更应该看的是——为什么一个试点项目，会让这么多人把怨气投射到同一个人身上。”
会议室里有人动了一下笔。
她继续：“我们建议把这部分写成‘探索成本’，是因为无论是谁做这个试点，在这么短时间里暴露出的问题，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与其现在把责任全部压在个人身上，等将来有第二季纪录片、第三季媒体报道，再来补解释，不如现在就把制度层面的调整写清楚。”
“第二季纪录片？”局长皱了皱眉。
“是。”罗雨薇硬着头皮，“现在的纪录片只是第一步，如果后续项目做得不好，他们继续拍，镜头里会出现谁，谁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初内部材料写的是‘一个村民的个人风险’，而不是‘制度设计的缺陷’。”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有人低声笑了一下：“现在年轻人讲话都爱拿媒体吓人。”
局长却没笑，只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现在的确不是一个只对上负责的时代。”他慢慢说，“对外，我们也要考虑将来怎么说得过去。”
他把报告又翻了翻，停在那句“改善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契机”上：“这句不错。”
旁边一个分管领导忍不住插嘴：“但舆论风险这一块，还是要写重一点。毕竟——”
他顿了顿，“市里已经收到好几封邮件，有青年项目组联名质疑这次评选结果。”
罗雨薇知道，他说的是那群在门口抽烟骂我的人。
局长点点头：“邮件我看了，主要是对评选逻辑有意见。我们可以在报告里补一句，建议上级优化评选分类。”
他说着，抬眼看了一圈：“至于古柳这边，今天先定性为‘可控可研’。不要动不动就往‘重大风险’上去扣。”
会议室里的空气肉眼可见地松了一点。
科长赶紧接话：“那报告这版，稍作修改就按这个意见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