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们看着这位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苏联老师，第一次发现他眼角的皱纹如此深刻，鬓角的白发如此刺眼。
“老师，您会回去吗？”另一个女学生小声问。
“我……”伊万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们支持您！”李建国突然站起来，用不熟练但坚定的俄语说，“祖国母亲在危难中，儿子应该回去保护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老师应该回去！”
“我们支持您！”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用中文、用俄语，表达着同样的意思。
伊万的鼻子一酸。
这些大夏学生，自己国家也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正是最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时候。
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的祖国，老师的亲人。
“谢谢……谢谢同学们。”伊万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成。我答应过，要帮助大夏创建自己的钢铁工业。”
“老师，技术我们可以学，但亲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建国认真地说，“我这几天看报纸，毛熊战士每天都在牺牲。您在这里多教我们一天，前线可能就多死一个战士。这个帐，我们算得清。”
伊万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他教书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但象今天这样的场景，他从未经历过。
那天下午，伊万没有讲课。
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讲述莫斯科的红场，讲述伏尔加河上的落日，讲述他参军的哥哥，讲述在前线杳无音信的儿子。
学生们静静地听着，有人记录，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泪。
放学时，李建国走到伊万面前，深深鞠躬：“老师，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光是技术，更是怎么做人。”
伊万握住这个年轻学生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傍晚回到家，伊万发现妻子和女儿的眼睛都红红的。
“怎么了？”他问。
“学校……学校组织了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着说，“同学们把零花钱都拿出来了，老师也捐了工资。我们还做了慰问卡，要寄给前线的苏联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叠卡片，都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画的画、写的祝福。
有一张画着两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语写着：“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伊万，我们该回去了。”安娜轻声说，“祖国需要每一个儿女。”
伊万点点头。
他心中最后一点尤豫，在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中烟消云散。
当晚，伊万写下回国申请书。
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专家，联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们提前结束工作，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信写得很长，也很动情。
伊万写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写到了和大夏同事创建的深厚友谊，写到了对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后，他写道：
“当祖国母亲在血与火中挣扎时，远在异乡的游子无法安心工作。
我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保卫她。我们请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这不是撤退，这是转移战场——从建设的前线，转移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务院的。
伊万不知道这封信会引发怎样的波澜，他只知道，他必须这么做。
接下来的三天，是伊万在北平最难熬的三天。
白天，他照常上班，但工作效率极低。
钢铁厂的设计图摊在桌上，他却总是走神，想起莫斯科，想起前线。
晚上，他辗转反侧。
一会儿梦见自己站在炼钢炉前，一会儿梦见自己握着枪在战壕里。
安娜也睡不好，两人常常在深夜相顾无言。
第四天，政务院来了通知：请毛熊专家代表前往会谈。
伊万、瓦西里耶夫和另外三名专家代表，在下午两点来到中海。
接待他们的是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两人表情都很严肃。
“西多罗夫同志，瓦西里耶夫同志，各位苏联专家同志。”工业部长开门见山，“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联名信。说实话，我们很为难。”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窗外，秋日的阳光很好，但屋里每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从感情上，我们完全理解你们。”工业部长继续说，“大夏人民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我们深知祖国危难时的心情。如果今天是大夏在遭受侵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回国。”
“但是，”外交部长接过话头，“我们有正式协议。毛熊专家帮助大夏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是两国政府签署的文档。单方面终止协议，在国际上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大夏的工业化建设正在关键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激活，156个重点项目，有一半需要毛熊专家的指导。
你们现在离开，很多项目要停工，很多任务厂建不起来。这会影响大夏的战后重建，影响四万万人民的生活。”
伊万的心一点点下沉。他明白大夏方面的难处，但他无法放弃回国的念头。
“部长同志，”瓦西里耶夫缓缓开口，“您说得都对。但我们有一个请求：能不能分批回国？
让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专家留下继续工作，年轻力壮的先回国参战。
这样既能支持前线，又不至于让大夏的建设完全停滞。”
“这个方案我们考虑过。”工业部长苦笑，“但技术上不可行。比如西多罗夫同志负责的钢铁厂项目，从勘探、设计到施工、投产，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少了一个环节，整个链条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