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暮色。
家徒四壁的老屋，母亲布满老茧的双手，父亲窝在圈椅的无奈，弟弟妹妹们渴望新衣的眼神，……
稿费是希望，但希望需要更多的基石去垒砌。
一个中篇，不够。
他喜欢好事成双。
为了家，为了生活，也为了那千字三十块起步，或许还能再谈的稿酬标准。
他需要钱，需要更多的钱！
又一个新的，宏大沉重的故事轮廓已在他脑海中盘旋。
《凤凰琴》——深刻展现乡村民办教师群体挣扎与坚守的史诗之作！此刻，它如同被尘封的宝藏，在杨帆这个重生者脑中熠熠生辉。
他深知这部作品的力量，更清楚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价值。同时，
他也清楚地知道原作在结构铺陈，以及部分人物深度上的局限。这正是他重生者的优势，还有后世多年积淀赋予他的能力！
晚上九点左右，杨帆的笔芯再次吸满墨水，落在崭新的稿纸上。
他聚焦界岭小学那所破败的学校，开篇就以极具画面感和冲击力的细节，勾勒出馀校长、邓有米、明爱芬、孙四海、张英才等这群民办教师清贫卑微，却挣扎求存的生存状态。
那架作为校名由来，却早已哑巴的旧风琴，成为贯穿始终，承载着沉重命运的像征。
他强化了馀校长内心深处的撕裂，对教育近乎殉道般的忠诚，以及面对现实时那无法言说的屈辱和无力。
不同于原着，他更深刻地挖掘了邓有米这个人物。
这个善于钻营的能人，在杨帆笔下并非简单的负面角色。
杨帆着重刻画了他面对转正指标这一终极诱惑时，内心良知与权谋的激烈交锋，以及他最终选择牺牲自己那一刻，那混杂着狡黠、无奈、赎罪和一丝人性光辉的复杂背影。
这使得邓有米的悲剧，更具时代烙印和感染力。
甚至，他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转正指标”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头顶时，那种微妙而紧张的人际关系变化，将乡村权力网与知识分子的尊严碰撞写得入木三分。
……
时间失去了意义。
白昼与黑夜的界限在笔尖下模糊。
杨帆如同入定的苦行僧，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全部身心都醉心在那个名为界岭的时空中。
稿纸一页页堆栈，字迹遒劲有力，带着一种呕心沥血的分量。
困极了，就用冷水抹把脸。
思路阻滞，就起身对着墙壁上斑驳的水渍出神片刻。
两夜三天，在一种近乎燃烧生命的专注中飞速流逝。
当最后一个句点如同沉重叹息般落下，杨帆只觉得脑海中那根紧绷的弦骤然松弛，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疲惫。
他放下笔，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而微微痉孪，眼前甚至有些发黑。
窗外已是黄昏，夕阳的馀晖通过窗户，在桌角那碗早已凉透的白菜面条上，投下最后一抹暖色。
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桌前，正准备对付这碗冷面。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带着一种熟悉的节奏。
“小杨？在吗？我宋勇！”
杨帆打开门。
宋勇一脸笑容地站在门口，目光习惯性地扫向书桌：“我来拿《红高粱》的定稿，顺便看看你……”
他的话音在看到书桌上那明显是刚完成的手稿时，戛然而止。
“这是……？”宋勇的视线瞬间被牢牢吸住。
他看到了主页那力透纸背的标题——《凤凰琴》！
“哦，宋老师，您来了。”杨帆声音带着熬夜的沙哑，“《红高粱》在桌上，改好了。”
他指了指桌角那叠稿子。
宋勇“恩”了一声，目光却象生了根，依旧死死钉在《凤凰琴》上。
他几乎是无意识地走到书桌前，完全忽略了《红高粱》的稿子，直接拿起了《凤凰琴》的第一页。
“民办教师……界岭小学……凤凰琴……”他低声念着开篇的句子，眉头微蹙，随即很快舒展开，眼神变得专注无比。
杨帆没打扰他，自顾自地端起那碗冷面，坐到一旁，默默地吃了起来。
宋勇站在那了。
他就那样立在书桌前，捧着那叠稿纸，一页、一页、再一页……飞快地翻阅着。
办公室审稿时的沉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贪婪的专注和越来越亮的眼神。
他时而眉头紧锁，仿佛被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而嘴角微微抽动，似乎被某个辛辣的讽刺或苦涩的细节击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杨帆一碗冷面早已吃完，宋勇却浑然不觉。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杨帆拧亮了桌上的台灯。
一个多小时，在近乎凝固的寂静中流逝。
当宋勇终于翻过最后一页稿纸，他缓缓抬起头。
灯光下，他的眼框竟微微泛红！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积郁的沉重全部呼出！
“好……好！写得太好了！”宋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斗，他用力拍打着手中的稿纸，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宣泄内心的激荡，“杨帆！你……你真是……这《凤凰琴》！这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