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
杨帆将修改得呕心沥血，曾经一度陷入创作瓶颈的《活着》定稿，仔细封入牛皮纸袋，粘贴邮票，郑重其事地投进了县城邮局门口的老邮筒。
听着稿子滑入筒底的“咚”一声轻响，杨帆心中异常平静。
稿费？那是迟早的事，如同这六月尾声愈发聒噪却注定短暂的蝉鸣，一切，是计划内的收入。
两天后，班主任老马把他叫到办公室，老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菊花褶皱里都透着红光！
他递过来一个盖着鲜红“燕京音乐学院人事处”大印的牛皮纸文档袋，声音已经激动得有点发颤：
“杨帆同…！杨帆同志！好小子！真给咱们学校，给咱们界沟县争了大光啊！手续全办妥了！文档直接调走！喏，报到证！八月底前，去华夏音乐学院报到就行！”
办公室里其他老师投来羡慕和惊异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平地飞升的传奇。
杨帆接过文档袋，接过这通往未来的通行证。
他礼貌地谢过老马和各位老师，走出办公室，阳光正好，他忍不住对着文档袋亲了一口——啧，这红戳，真香！
接下来的日子，骤然被毕业的喧嚣和锁碎填满。
毕业照上，一张张青涩的脸庞努力挤出最璨烂的笑容，试图凝固这最后的青春时光；
散伙饭上，廉价白酒的味道混合着离愁别绪和少年人强说愁的豪言壮语，弥漫在油腻的小饭馆里；
宿舍楼里，乒台球乓收拾行李的声响日夜不息，夹杂着“这破暖瓶谁要？”“我那半瓶墨水归你了！”
在这种闹哄哄的背景音下，想安静地再写点东西挣点快钱？简直是奢望！
杨帆索性把笔一撂，看着窗外被烈日烤得蔫头耷脑的树叶和声嘶力竭的知了，自嘲地摸了摸鼻子：
“啧，别人重生，要么倒腾国库券一夜暴富，要么靠几个金点子引得港商大佬争相投资，再不济也能靠先知先觉囤点猴票坐等升值。轮到我倒好……”
他掰着手指头算帐：
“吭哧吭哧写了大半年，一部《渴望》挣了四千一，加之省报副刊的散碎银两、两首唢呐曲卖掉的‘版权费’、《故乡》卖给乐器老板，换了一把吉他，这个不算。《凤凰琴》4万字出头，《红高粱》13万，加起来17万字…”
他咂咂嘴：“林林总总，将将凑九千块出头！兜里揣着后世无数能引爆乐坛的金曲、能让影视圈疯狂的剧本创意，这感觉……真特么像守着阿里巴巴宝藏的穷汉，愣是找不到芝麻开门换钱的码头！”
他夸张地叹了口气，对着空气摊手：“唉，看来重生第一天就定下的路线是对的——至少今年还得靠笔杆子吃饭啊！”
他这滑稽的自言自语要是被旁人听见，怕是会让别人羡慕的捶胸顿足：九千多块！在1986年的小县城，已经是绝对的“巨款”了！
足够普通人眼红心跳好几年！
可杨帆这副“守着金山叫穷”的凡尔赛模样，偏偏又带着点孩子气的真实，让人忍俊不禁。
七月三日，离校的日子终于到了。校园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告别气息。
好友张志勇，并没有得到漫天神佛的眷顾，不出意外地被分回了老家镇上的村小。
他帮杨帆把行李捆上自行车，脸上带着点认命般的落寞，还有对未来的茫然。
“帆子，以后……就是两条道了。”张志勇拍了拍杨帆的包裹，声音有点闷闷的。
杨帆看着这个憨直热血的兄弟，用力和他抱了一下，没学谢小东说什么煽情的“苟富贵勿相忘”。
他直接从怀里摸出早已准备好的五张大团结，不由分说地塞进张志勇外套口袋里。
“帆子！你这是干啥！”张志勇像被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手忙脚乱地要把钱掏出来，“我不要！你留着去燕京用！大城市，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杨帆一把按住他的手，眼神是前所未有的认真：“拿着！安家费！镇上不比城里，刚去啥都要置办，处处要钱。先把家里安顿好，站稳脚跟是正经！”
他看着张志勇的眼睛，笑着轻轻地说：“等我那边安顿稳当，你要还愿意动弹，还想闯一闯，北京城，哥给你留着门！泼天的富贵……咳，正经工作机会，我来提供！”
去京城？！
这话象一剂强心针，瞬间驱散了张志勇脸上的阴霾。
他看着杨帆眼中那份笃定的真诚，喉咙动了动，攥着那五张大团结的手紧了又紧，最终重重点头，声音带着点哽咽：
“行！帆子！我记住了！你……你在燕京，好好的！等我信儿！”
那句“泼天的富贵”虽然听着怪，但出自杨帆之口，莫名地让人信服和心安！
两个少年用力拥抱了一下，如同两棵在贫瘠土壤里共同生长、即将分枝的树，带着各自的前程和朴素的祝福，转身导入了离校的滚滚人潮。
杨帆没再耽搁，跨上那辆锃亮的“凤凰”，车后架捆着简单的铺盖卷和几本书，车轮碾过熟悉的被晒得发白的土路，向着朱杨村的方向飞驰而去。
风鼓荡起他单薄的的确良衬衫，夏日麦田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一路在鼻端飘荡。
这一次回家，他已经不是书包里藏着唢呐的穷学生，也不是在省城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才子。
他是卸下了学业羁拌、满载着希望与责任的归客，是揣着“巨款”回来为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