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臣言有涉诬罔，则诛夷窜逐，臣所甘心，陛下之法亦不可贷；如言不妄，则陛下亦当察其情伪而以大公至正之道处之！”
这就是说，曾布把刀递给了赵顼，他要让皇帝陛下做出抉择，到底是砍他曾布还是砍杨绘和刘挚？
赵顼最后果然下令将曾布的这份奏疏公之于众，而且还点名让杨绘和刘挚二人好好品读。遭遇曾布如此猛烈还击的刘挚勃然大怒，他吼道：“我身为陛下的臣子且是言官，心里有什么话自当知无不言，你曾布动辄就拿天子压人，这还让不让人说话了？况且，我是言官，本就可以风闻言事，如此才能为朝廷和陛下充当耳目，你曾布现在竟然给我乱扣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都说愤怒会让人丧失理智，此言放在刘挚身上绝对说得通，他这话等于是不打自招了。为啥？因为他自己都承认了其所言之事乃是“风闻”。何为风闻？就是道听途说！虽说御史可以风闻言事，但也没说御史可以因此而胡说八道甚至是没有底线地攻讦朝廷官员甚至是当朝宰相，再者说，刘挚此举可还涉嫌以“风闻”而攻讦和诋毁朝廷的法度。
刘挚仍在盛怒之中，丝毫不觉得赵顼已经动了要砍他的念头，可他本着破罐子破摔的精神再又给赵顼上疏极力陈述新法的各种弊端，这其中不单是免役法，刘挚将此前颁布施行的所有新法都给挨个批判了一番。他这样做可就完全践踏了赵顼的底线，你刘挚把新法说得一无是处无疑是在间接地指责赵顼，这让年轻气盛的皇帝陛下如何还能忍得了？
刘挚看来已经疯了，而杨绘这时候虽然不敢再吭声，但有鉴于他此前的“良好表现”，所以赵顼这一次砍人也势必会顺带着把他一起给带上。赵顼在与王安石商量之后，刘挚和杨绘的贬官制相继下发：贬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为监衡州盐仓，御史中丞杨绘罢为翰林侍读学士兼知郑州。
可悲的是，在杨绘和刘挚勇敢地与整个变法派激烈交锋的时候，无论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冯京还是枢密院的一号首长枢密使文彦博都没有站出来为他俩帮腔发声，甚至连一声加油都没有喊，而在他俩正式被贬的时候，这两位朝中大佬同样是选择了默不作声。
至此，保守派试图以民意来扳倒新法的愿望也宣告彻底失败。
王安石复工之后的当务之急并非是一头扎进新法的推行之事上，而是如何向此时攻势正盛的反对派发起绝地大反击。因为就在他称病在家的日子里，反对派从御史台借来的两把锋利无比的刀已经顶到了新法集团的心窝子上。
在杨绘递上了自己关于东明县户籍纠纷案的调查结果后，赵顼便陷入了沉寂之中，随后便是王安石的称病，而反对派则在此期间趁机加大了声讨变法派和新法的力度。
这一次登场的是未来的大宋宰相——此时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他上疏对赵顼说道：“君子和小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君子讲义而小人言利。陛下你本来想发展农业，但新法却让农民怨言四起，陛下你想减轻百姓的负担，可新法却让某些人借机搜刮民财。某些人嘴上说想为你分忧，可真正爱君忧国的人都不屑于去做这些功利之事。君子都以进取为耻，而那些逐利的小人往往都喜欢标新立异并视守道之人为无能之辈。陛下啊，这种风气可是要不得的，长此下去恐怕会让我大宋有重复汉唐党争之祸的危险啊！”
这些话很好理解，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出刘大人写这份奏疏是在针对谁。可是，如果说吕诲、司马光和苏轼对新法和王安石的指责还算是有理有据且逻辑思维正常，那么刘挚的这些话就纯属脑子进水神经失常。别的不说，单说这句“君子以进取为耻”，如此说来安于现状且不思进取就是君子之道？那你刘挚何苦考取功名入仕为官？你待在家里整日参禅悟道岂不美哉？
刘挚的这道奏疏其实已经是他的竭力嘶吼了，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几道奏疏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收到半点回音，而他的这些奏疏无一例外都是在向变法派开炮。先是富弼被劾罪之时，刘挚避而不谈富弼拒绝行国法之罪，只是一个劲儿地为富弼叫屈，说此事是有卑鄙小人在故意加害富弼。当富弼主动认罪后，刘挚又转而改口说富弼这等素有威望且于国有功之人应该得到宽大处理切不可责罚太重。
紧接着，刘挚又指责由王安石亲自委派的程昉在治理河患时为了自身的功绩不恤民力以致好些人死于非命。在御史中丞杨绘开始借东明县百姓上访之事而大做文章之时，刘挚身为杨绘的下属也是极力附和长官的意志坚决要求惩处司农寺官员的不法之举。这还没完，耳眼通天的刘挚还上疏指控远在两浙地区的变法派官员不顾上命擅自加增免役钱且害得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凡此种种，刘挚其所为大有要从杨绘手中抢走保守派第一急先锋的架势，然而杨绘和刘挚尽管一顿操作猛如虎，但这却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战果。这时候不但变法派重新获得了赵顼的信任，而且就连贾蕃也已经认罪，他承认自己知道有民众进京上访但却未加阻拦也并未上报，而且他还被查出了有其他的涉及人命的乱法之事。变法派的意思是要对贾蕃数罪并罚，可赵顼却深知这其中的水有多深，贾蕃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或某种强大的势力在为他撑腰，所以对贾蕃绝不可以责罚过重。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赵顼最后对贾蕃予以了宽大处理：余罪不究，只责其放任民众上访之罪。
这里要说到的是，为了将贾蕃这事定为铁案，变法派可以说是精锐尽出。这案子虽然是赵子几在审理，但最后给贾蕃的行为做出定性的却是未来的大宋宰相曾布。此时的曾布因为吕惠卿的丁忧俨然已经成为了新法派的二号人物，虽然他的官职不过就是个判司农寺，但这个当时宋朝的“国家农业和税收改革委员会主任”却是当仁不让的头等实权人物，甚至于他根本就没把杨绘这个御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