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省制药厂，确实能带动我们县的药材种植、包装、交通等相关产业，对扭转我们东洪县的农业县面貌至关重要。”
于书记“嗯”了一声，继续踱步，兴致似乎更高了，话题也从具体工作引申开去，谈及古今中外的一些发展案例，虽然只是点到即止，但视野开阔，显示出他平时阅读和思考的积累。我和晓阳主要是倾听，偶尔附和一两句，表示理解和受到启发。
在幽静的小院里转了两圈之后，于伟正在一栋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小楼前停住脚步，目光似乎没有焦点地望着那温暖的灯光，话锋却又巧妙地转回了田嘉明的事情上，但此时的语气，已与饭局上截然不同，更带有了几分内部交底的意味。
“朝阳啊，”他声音平和，“田嘉明同志这件事，我看，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之前让他在外避一避风头，这个思路是对的。没必要硬顶着，让记者追着问，越描越黑嘛。”
我接过话头，语气谨慎：“于书记，田嘉明的事，我们基层确实缺乏处理类似舆情的经验。当时的考虑，主要还是想着保护干部，稳定公安战线的大局。”
“保护是要保护，”于伟正点了点头，但随即语气转为严肃，“但是，保护不等于放任。处理完了记者的麻烦，对田嘉明同志自身的问题，绝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他当成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不行！该有的内部处理必须要有，而且要让他感受到痛，吸取足够的教训。不然的话，这个同志啊，秉性难移，类似的问题保不准以后还会再犯。”
我立刻试探着问：“书记，那您认为，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
于伟正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反问道：“朝阳同志，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就想让田嘉明一直留在公安的位置上了？”
我略一沉吟，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说法：“书记，从目前县公安局面临的复杂局面和维稳压力来看，确实需要一位像田嘉明这样经验丰富、能镇得住场面的同志。他担任局长以来，局里的工作运转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县局，眼下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于伟正沉吟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让这个同志继续当公安局长，我心里不是没有顾虑啊。朝阳，你别忘了，他田嘉明可是敢把子弹拿给社会上的混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违纪，甚至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虽然我们都念及他在抗洪抢险中的突出贡献，功是功，过是过，这两者不能混淆。我们把他保下来，不意味着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我的想法是，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
我心里明白，于伟正书记若真想拿下田嘉明，根本不会费这么多周折来“保”他，更不会在此刻与我商量。所谓“内部处理”，其实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一种艺术化表述，关键在于这个“轻重”的拿捏。
我斟酌着词句说：“于书记，田嘉明同志的错误是突出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是，综合来看，考虑到他过去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的担当，我认为还是功大于过。那次提供子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不能说是无心之举！”于伟正立刻打断我，语气坚决，“朝阳，这一点你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就是有心之举！是纪律观念、法治观念淡漠到极点的表现！我记得前年在党校中青班讲话时，就专门谈到过一个观点。”
他停下了脚步，似乎要阐述一个重要论点：“当时我们组织县处级干部培训结业考试，岂露是我参与审定的，主要讨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把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岂露出得有点深，很多同志思想还转不过弯，答案写得保守，按标准评分，不少人都不及格。但省委党校有规定，结业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成绩报到我这里，我一看，大多在四十几分。后来，我们研究决定，在原有成绩上，给每个人都适当加了点分，保证了大多数同志能顺利结业。”
他看向我和晓阳，目光深邃：“这说明什么？说明工作要讲究策略。出题要严，监考要严，这体现原则性。但在最终评价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实际情况，体现一定的灵活性。这叫宽严相济。关键是，宽在何处？严在何处？必须界限分明，心中有数。”
我说道：“书记啊，您把握的很好！”
“对田嘉明，如果一味放纵，不闻不问，那是组织的失职，是对他本人的不负责任。但如果一棍子打死，全然否定，也不符合我们党教育干部、挽救干部的方针。所以，这个处理，要既能起到惩戒作用，又能达到教育目的，还要有利于工作开展。”
晓阳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这时才开口，语气带着敬佩：“于书记，您这个比喻太深刻了。确实，不能简单化，要有的放矢。先把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判断清楚，然后再研究处理的方式和尺度。”
于伟正对晓阳的领悟力表示满意，脸上露出些许笑容：“晓阳啊，你的理解能力还是强的。干部工作是门大学问，需要在实践中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