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高途踏入柏林工业大学校门时，眼底已褪去往日青涩，只剩沉甸甸的坚定。
故土燃烧的战火、沈文琅决绝的背影刻进心底，化作前行的炽烈动力。
亲历过烽火连天的惨烈战事，目睹同胞喋血、山河破碎的绝境，高途才真正读懂了初见时沈文琅言语中的深意。
空谈家国大义终究苍白无力，唯有攥紧能扭转战局的过硬实力，方能在归乡之际，真正扛起民族复兴的千钧重任。
所以在选课表上，他毫不犹豫勾选军械制造、弹道力学、精密仪器设计等课程。
课堂上总坐第一排的他，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公式与草图，从毛瑟步枪结构拆解到克虏伯火炮性能优化，从弹药稳定性改良到新型枪械研发思路，一丝细节都不愿放过。
这份专注与钻研打动了教授们，他不仅能精准应答专业问题，更常提出前瞻性思考，实验室里凭惊人专注力与动手能力多次协助完成新型武器原型测试。
连军械制造课教授都赞叹他的图纸标注比德国工匠更严谨，对武器的理解早已超越技术层面，深含对实战需求的洞察。
面对赞誉，高途只是淡淡一笑，眼底却藏着苦涩。
他对武器性能的敏锐，皆源于国内战场的刻骨铭心。
那些因枪械卡壳牺牲的士兵、因火炮射程不足失守的阵地、因弹药匮乏陷入的绝境，时刻提醒他每一项技术突破都可能挽救无数生命。
深夜的实验室里，总能见到他打磨武器模型的身影，手被金属边角磨出厚茧也乐此不疲，他坚信今日图纸上多一分精进，明日战场上便多一分胜算。
除了钻研军械技术，高途更是将剩余时间尽数投入先进思想学习。
在柏林华人留学生聚集地，他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着作，《共产党宣言》中的字句如黑暗中的光，让此前怀救国之志却寻路无门的他，对社会变革与民族解放有了全新认知。
他频繁参与留学生读书会，和各国进步青年围坐昏暗小屋，借煤油灯光研读文献、探讨时局，结合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剖析双重压迫，观点总能一针见血。
那句“中国的问题绝非换个统治者就能解决，唯有发动民众推翻剥削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方能实现独立解放”的发言，更是引发众人强烈共鸣。
此后，高途主动承担组织联络工作，课余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印发传单宣传进步思想，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与华人务工者，凝聚成小小的进步团体。
为深入了解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他还利用假期前往莫斯科，目睹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走访工厂与集体农庄记录经验，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理论。
随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高途也愈发坚定方向：既要以先进军械技术筑牢革命物质保障，更要用进步思想唤醒民众、凝聚力量。
海外八年，高途足迹遍布欧洲多国，在课堂汲取知识、在实践中锤炼思想，从单纯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军械技术也愈发精湛，能独立完成多种新型武器设计改良。
无数个深夜，他总会独自立在柏林住所的窗前，紧攥着沈文琅赠予的玉佩，反复摩挲着上面温润的纹路，似要触碰那人残留的温度。
高途抬头望向故土方向，思念如潮水汹涌，几乎将他淹没。
他常取出夹着沈文琅绝笔信的泛黄笔记本，借清冷月光一遍遍读“若有来生，愿生于海晏河清之日，无烽火狼烟之扰，我必执你之手，遍历山河远阔，护你岁岁平安。”
泪水滑落，与信上旧痕重叠，梦中也总回到北平、回到沈文琅身边，却总在伸手触碰时惊醒，只余满室孤寂与失落。
这八年里，国内局势剧变，日本侵略步伐加快，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接连发生，国土沦丧危机加剧，民族矛盾升至首位。
高途通过海外报刊与华人信件密切关注动态，见日军暴行报道便悲愤交加，闻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又备受鼓舞。
他深知沈文琅用生命守护的是民族尊严与希望，这份希望需有人接续，便将思念化作动力，在实验室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在进步活动中凝聚一批又一批爱国力量。
1936年秋，高途站在柏林街头望向东方，心中已有决断：“是时候回去了。”
收拾行囊时，他将精心整理的军械技术资料、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细细码好，又把那枚与沈文琅成对的玉佩用软布裹了两层，小心翼翼塞进贴身口袋，指尖触到玉佩的温润，心底便多了几分底气。
明知归乡之路必然荆棘丛生，前方等待他的是枪林弹雨与艰苦斗争，可一想到故土的山河与受难的同胞，想到沈文琅未竟的心愿，他便毫无畏惧，只盼着能早日踏上归途，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登船那日，柏林的码头寒风萧瑟，零星几位华人同胞前来送别，握着他的手反复叮嘱“一路保重”“盼着你带回希望”。
高途一一颔首回应，目光掠过码头的喧嚣，最后望了一眼这座待了八年的城市。
这里有他伏案苦读的日夜，有实验室里的钻研求索，有进步团体中的思想碰撞，更有无数个深夜对故土与故人的思念，如今这些都将化作行囊里的力量，伴他奔赴远方的战场。
踏上轮船的那一刻，脚下的甲板微微晃动，高途扶着栏杆站定，回头望时，柏林的轮廓渐渐模糊在视野里，心底没有不舍，只剩迫切的归意。
他缓缓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