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轻通俗传播。学生学了四年，会校勘《史记》，但不知道怎么给中学生讲《史记》故事。这能胜任中小学教学吗？”
几位专家互相看看，没说话。
林杰又翻开一页：“再看经费使用效率。西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每年总经费约一百二十万，平均每个学生八万。而他们学校的工科专业，生均经费不到三万。我不是说文科就该少花钱，但花出去的钱，总要有相应的产出吧？如果一个专业既招不到学生，又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还占用大量经费，这样的专业，不改行吗？”
一直没说话的李老教授，这时缓缓开口，声音苍老但清晰：
“林书记，你说得都对。数据、逻辑、效率，都对。但有一点，你可能没考虑到，文化的火种，不是靠‘效率’传承的。”
他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文化传承”四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
“我教了一辈子古典文献学，带过的学生，现在有在图书馆修古籍的，有在出版社编书的，有在中学教语文的，也有……转行做了别的。”李老教授说，“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默默无闻，工资不高，工作琐碎。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这个民族保存记忆，延续文脉。”
他转过身，看着林杰：“林书记，你问我这个专业该不该办？我的回答是，该办。但不是像现在这样办。”
“那该怎么办？”林杰问。
“少而精。”李老教授说，“全国不需要十七所高校都办，有三五所顶尖的，就够了。招生规模不需要大，每年二三十人，宁缺毋滥。培养目标要明确，不是培养泛泛的文化爱好者，是培养真正的传承者、研究者。课程要改革，要增加实践，要打通就业渠道。”
他顿了顿：“最重要的是，国家要给政策支持。这类专业，不能完全市场化，需要特殊保护、特殊投入。就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文化传承的‘活化石’。”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
林杰也鼓起掌：“李老，您说得太好了。‘少而精’‘特殊保护’，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他看向在座的专家和司局长们：“所以，专业优化的核心，不是简单地砍掉某个专业，而是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保护的文化传承类专业，我们要建立特殊支持机制，确保它们办得精、办得好。但对于那些社会需求萎缩、培养目标模糊、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专业，必须坚决调整。”
高教司刘司长问：“林书记，具体怎么操作？标准怎么定？”
林杰示意工作人员分发另一份文件：“这是我让政策法规司起草的《高校专业设置预警与退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就几条”
“第一，建立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就业率、招生报到率、专业对口率、社会评价、办学条件、经费使用效益等六个维度，每个维度有具体量化指标。”
“第二，实行‘红黄牌’预警机制。综合评价排名在本校后10，或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给予黄牌警告，限期整改。黄牌，或就业率连续三年低于50的，给予红牌，建议撤销。”
“第三，建立特殊专业保护清单。对于国家战略急需、文化传承重要但市场就业率低的专业，经专家评审，可纳入保护清单，给予特殊经费支持，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确保培养质量。”
“第四，规范退出程序。专业撤销前，必须经过专家论证、校内公示、学生妥善安置等环节。不能简单粗暴，要平稳过渡。”
文件在会议室里传阅，响起翻页的沙沙声。
社科院文史学部副主任看完，抬头说：“林书记，这个办法……相对科学。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西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很可能拿黄牌。”
“那就拿黄牌。”林杰说，“拿黄牌不是目的，是手段。逼着学校改革——要么调整培养模式，真正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要么缩小规模，办成‘少而精’的特色专业。如果什么都不改，那红牌撤销，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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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
散会后，李老教授特意留下来，走到林杰面前：“林书记，谢谢你。今天这会，开得值。”
林杰扶他坐下：“李老，该我谢谢您。您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发，改革不能一刀切，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但阻力不会小。”李老教授叹气，“有些学校，有些专业，背后都是人情、关系、利益。你动他的专业，就是动他的奶酪。”
“我知道。”林杰说，“所以需要建立制度，用制度说话，用数据说话。人情可以影响一时，但影响不了一世。”
送走李老教授，许长明匆匆进来：“林书记，西山大学那边……有新动作。”
“什么动作？”
“他们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师生，准备明天来教育部上访。”许长明说，“带队的是系主任，他说要当面问您是不是要把中国文化赶尽杀绝。”
林杰笑了：“这么严重？”
“还有，”许长明压低声音，“系主任私下联系了几家境外媒体，说中国的文化政策正在走向极端功利主义。已经有记者在打听了。”
“境外媒体？”林杰眼神一冷，“这是要把事闹大啊。”
“我们要不要……采取点措施？”许长明问，“至少不能让师生真来上访，影响不好。”
“不。”林杰摇头，“让他们来。”
“让他们来？”
“对。”林杰说，“正好，借这个机会，把道理讲清楚，把制度说明白。也让全社会都看到，教育改革，不是闭门造车，是公开透明，是听取各方意见，是在争论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第二天上午十点，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