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摸摸发点补助，心里都不踏实。”
“但怎么分是个问题。我们学院几个大牛垄断了所有项目，年轻教师根本沾不到边。”
“所以教代会必须发挥作用！要制定公平的分配规则！”
“行政人员怎么办？他们没项目，但工作也很重要。”
“建议按贡献度分配，项目负责人拿大头，参与教师按工作量分，行政后勤由学校统筹发平均奖。”
争论很激烈，但总体情绪是积极的。
然而，并非所有学校都这么乐观。
晚上七点，林杰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林书记，我是文华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刘建国。”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有点急，“我们学院出事了。”
“什么事？”
“关于绩效分配。”刘建国语速很快，“学校下午开会传达改革精神，说以后横向课题提成可以发绩效。我们学院去年横向经费四千多万，老师们就开始算账，按30提，一千二百多万，怎么分？”
“然后呢？”
“然后就打起来了。”刘建国苦笑，“几个大学术团队，都想多占份额。贡献最大，该拿40；李教授说他的团队人多，该按人头分；年轻教师说不能光看资历，要看实际工作量。吵了一下午，最后张教授拍桌子说要辞职，两个学术带头人说要带着团队跳槽。”
林杰眉头皱起来：“你们学院领导班子呢？没做工作？”
“做了，但压不住。”刘建国声音发苦，“林书记，说实话，以前经费紧张，大家还能同甘共苦。现在突然有这么大块‘蛋糕’，谁都想多切一刀。人性啊。”
“你们校长知道吗？”
“知道，让我先跟您汇报。”刘建国顿了顿，“林书记，改革是好事，但能不能缓缓？我们学院现在这个状态，真发了钱，恐怕要出大乱子。”
林杰沉默了几秒。
“刘院长，你听我说。”他缓缓道，“出问题是好事，正好暴露矛盾。如果因为怕矛盾就不改革，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那现在怎么办？”
“第一，立刻成立分配方案起草小组。”林杰思路清晰，“成员要有各团队代表、青年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人数单数，民主投票。”
“第二，引入第三方咨询。”他继续说，“请校外财务专家、管理专家，帮你们设计分配模型。不能关起门来搞。”
“第三，透明操作。”林杰强调，“所有方案、所有数据、所有讨论记录，全部向全院公开。让大家看清楚，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分配是怎么决定的。”
刘建国迟疑：“这样会不会更乱？”
“乱一时，好过长痛。”林杰说，“现在吵清楚，比以后背后捅刀子强。你告诉老师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让谁发财，是让肯干事、能干事的人得到应有回报。如果谁想靠资历、靠山头多吃多占，那对不起，新制度不答应。”
挂了电话，林杰坐在椅子上，长长吐了口气。
许长明小声说：“林书记，这才第一天，就出这样的事后面会不会更多？”
，！
“肯定会。”林杰站起来，走到窗前，“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动了谁的奶酪，谁就会叫。关键是，我们要建立一套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并且严格执行。”
夜色渐深。
林杰继续加班看各校反馈。
除了文华理工，还有三所高校报告了类似问题，绩效分配引发内部矛盾。有的学院院长不敢做主，把矛盾往上推；有的学校领导班子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按项目金额分”，有的主张“按人头平均”。
每个问题，林杰都仔细批注，给出建议。
他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观念问题、文化问题、治理问题。
中国高校习惯了“大锅饭”，突然要“分灶吃饭”，肯定会不适应。
但这一步必须走。
否则，优秀的教师会继续流失，高校的创新能力会继续萎缩。
晚上十点，红色电话响了。
林杰接起来：“我是林杰。”
“林杰同志，我是陈启明。”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疲惫，“你那个改革文件，我看了。”
“陈部长有什么指示？”
“指示谈不上，提个醒。”陈启明顿了顿，“放权容易，收权难。你现在给高校这么大自主权，万一将来出问题，想收回来就难了。到时候，责任都是你的。”
“我知道。”林杰说，“但该承担的责任，总得有人承担。”
“你有这个觉悟就好。”陈启明话锋一转，“燕边师范大学张建华那个案子，纪委查清楚了。那五十万，他确实想送给我，但我儿子没收，直接上交了。组织上已经有结论，我不知情，无责任。”
林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就好。”
“但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陈启明声音低沉，“张建华是我学生，我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除了个人贪念，是不是也因为高校的环境，逼得人不得不‘搞钱’？”
林杰没说话。
“你的改革，方向是对的。”陈启明最后说，“但一定要把握好度。既要激励，也要约束；既要放活，也要管好。中国的高等教育，经不起再折腾了。”
“我明白，谢谢陈部长。”
挂了电话，林杰沉思良久。
陈启明的提醒，很中肯。
改革不是一放了之，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智慧，更需要定力。
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文件，《高校绩效分配指导原则（试行）》。
核心就三条：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三，公开透明，民主监督。
写完后，他发给许长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