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大爷，我们不是什么少爷小姐。”林怀安认真地说，“我们就是学生，来学习的。”“学生好，学生好…”刘大爷喃喃道，眼里有泪光闪动。走出院子，三人都没说话。阳光很好，照在土墙上，照在路边的野草上，但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一亩地租子一石二斗，”苏清墨先开口，声音发紧，“按市价，一石粮大概两块大洋。刘大爷租三亩，光租子就要七块二。他两亩自耕地，年景好，一亩能打一石半，两亩三石，也就六块钱。收支相抵，还倒贴一块二。这还不算赋税…”她说不下去了，手指紧紧攥着钢笔。“而且年景不可能年年好。”王伦接过话头，声音低沉，“西山这带，十年里得有三年旱，两年涝。年景不好，一亩地能打一石就不错了。那时候，别说交租，自己吃都不够。”“那不够吃怎么办？”林怀安问。“借。”王伦说了一个字，很重，“找地主借，找粮行借，找亲戚借。借一斗，秋后还一斗半，这叫‘驴打滚’。还不起，就拿地抵，拿房子抵，拿人抵…”“拿人抵？”“给人当长工，当丫头，当…”王伦没再说下去，但林怀安和苏清墨都懂了。三人继续往前走，但脚步都沉重了许多。课本上写的“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原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刘大爷脸上的皱纹，是狗娃怯生生的眼睛，是那间空空如也的土坯房。接下来走访的几户，情况大同小异。有赵寡妇，丈夫去年得痨病死了，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四岁。她一个人种着三亩薄田，交完租子，剩下的粮不够吃半年。现在靠给村里人缝补洗衣，勉强糊口。“三个娃，都没上学。”赵寡妇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不想让他们上，是上不起。大丫十岁了，该裹脚了，可裹脚布都买不起…”苏清墨默默记下，在“裹脚”两个字下面划了两道横线。有孙老栓，六十多了，儿子被抓了壮丁，三年没音信。老两口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种着四亩地。去年大旱，粮食歉收，欠了地主三石粮的债，今年秋后要还四石五。“还不上了，”孙老栓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模糊不清，“还不上了，就把地抵给李老爷。可地没了，俺们吃啥？喝西北风？”“那您儿子…”林怀安忍不住问。“死了吧，许是死了。”孙老栓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头发冷，“死了也好，死了就不受这罪了。”有周铁匠，是村里少有的手艺人。可如今兵荒马乱，谁还打农具？生意冷清，一个月接不了两单活。儿子在城里拉黄包车，挣的钱刚够自己糊口，帮不上家里。“俺这手艺，传了三代，到俺这儿，怕是要绝了。”周铁匠摸着那柄用了二十年的大锤，眼神空洞。一圈走下来，已经是中午。三人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歇脚，王伦拿出早上带的窝头，三人就着凉水分着吃了。“上午走了八户，”林怀安算了算，“情况都差不多。要么地少，要么地薄，要么欠债。能吃饱饭的，一家都没有。”“而且孩子基本都不上学。”苏清墨翻着笔记本，“八户，适龄孩子十一个，上学的只有一个，还是女孩，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理由都一样：没钱。”“不是村里有免费小学吗？”林怀安问王伦。“是免费，但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一年也得一块多大洋。”王伦苦笑，“就这一块多，很多人拿不出来。而且孩子要干活，捡柴、挖野菜、看弟妹…上学就不能干活，家里就少一份劳力。”林怀安沉默了。他想起了北平的学校，想起了明亮的教室，整齐的课桌，穿制服的学生。一块多大洋，在北平，可能就是一本书钱，一顿饭钱。可在这里，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下午还继续吗？”苏清墨问。她的蓝色学生装上沾了尘土，鞋子上也满是泥，但她的眼神依然坚定。“继续。”林怀安站起身，“才看了八户，还有十二户。多看一家，就多了解一分。”“嗯。”苏清墨也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王伦看着他们，忽然说：“你们…累不累？要不歇会儿？”“不累。”林怀安说，“比起他们，我们走这点路算什么。”“那走吧。”下午的走访，更加艰难。不是路难走，是心难承受。他们看到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炕上只有一床破被，冬天怎么过？不知道。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七十多了，还在纳鞋底，一双鞋底纳三天，卖两分钱。一天纳一双，一个月挣两毛，刚够买盐。他们看到一个男人，瘸了一条腿，还在田里拄着拐干活。问他怎么伤的，他说年轻时给别人家盖房，从房上摔下来，房主给了两块钱，就再没管过。他们看到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婴儿，婴儿瘦得像小猫，哭声像蚊子。问孩子多大了，她说八个月。可那样子，看着像三四个月。苏清墨的笔记本，记了一页又一页。她的笔迹依然工整，但字越来越重，有时甚至划破了纸。林怀安看着心疼，想说“歇会儿吧”，但说不出口。因为那些村民，那些孩子，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