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隔一会儿就听听呼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开始出现幻觉，前世的片段和今生的画面交织在一起：明亮的办公室、飞机舷窗外的云层、母亲温柔的眉眼、父亲凑近时带着尘土味的脸、哥哥们好奇的目光、满月宴上那些质朴的笑容……
我不能死。这个念头成了支撑我意识的最后支柱。我努力地、一点一点地吸气，哪怕每一次都带来剧痛。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远处传来了隐约的狗吠，随即是自行车的铃声和急促的拍门声。
“开门！是我！”是父亲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变了调。
二叔冲出去开了门。父亲几乎是跌进来的，浑身被汗水湿透，裤腿上沾满了泥点，脸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刮出的血痕。他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铁盒，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发白。
“药……盘尼西林……”他把铁盒递给李郎中，整个人靠着门框，几乎虚脱，“县医院……我战友……批的……”
李郎中接过铁盒，打开，里面是几支密封的注射用小玻璃瓶和一次性针管。“太好了！”他立刻开始准备，“国锋，你快歇着。”
新的注射比土霉素更疼，但或许是心理作用，我仿佛感觉到一丝清凉注入血液。李郎中又指导母亲给我做物理降温，用温水反复擦拭腋窝和腹股沟。
父亲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爷爷倒了碗水递给他，他接过来，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不少。
后半夜，在盘尼西林和物理降温的共同作用下，我的体温终于开始缓慢下降，虽然还在发烧，但已经不再是那种吓人的高热。呼吸虽然依旧急促费力，但那种要命的窒息感减弱了。我筋疲力尽，在母亲低低的哼唱声中，终于沉沉睡去，不再是被迫的昏迷。
朦朦胧胧间，我感觉到有人轮流守着我。粗糙的、带着茧子的手（是爷爷或父亲），轻柔的、带着皂角香的手（是母亲或奶奶），一遍遍试探我的体温。
当我再次真正清醒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躺在母亲怀里，身上虽然还是酸软无力，胸口也闷痛，但呼吸顺畅了许多，头脑也清晰了。母亲靠在炕头，眼睛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未眠。看到我睁开眼睛，她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眼泪又涌了上来，但这次是欣喜的。
“念念，你醒了……”她声音沙哑，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吓死妈妈了。”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忽然塌陷了一角。这个为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喝下难以下咽的偏方汤水，可以彻夜不眠紧紧抱着我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在这个医疗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场婴儿肺炎足以夺走很多小生命。我能活下来，是因为这个家拼尽了全力。父亲连夜冒雨骑行几十里，求来了救命的药；母亲和奶奶不眠不休地护理；爷爷坐镇指挥，稳住了全家；连赤脚医生李郎中都尽了最大努力。
窗外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个夜晚，张家差点失去了他们盼了多年才得来的小孙女。但最终，他们守住了。
而我，张念念，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后，对这个家，对这个陌生的时代，有了更深一层的、血浓于水的羁绊。
我伸出虚弱的小手，无意识地抓住了母亲的一根手指。
抓得很紧。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眼泪掉得更凶了，但她笑了，那是劫后余生的、充满希望的笑容。
晨光透过窗纸，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
我还活着。真好。